By Yu Donghui
It is never an easy job being a journalist in Washington DC. When certain sensitive issues aris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natural American impulse is to back the home team and slam China. It is sometimes hard to carry out balanced reporting or find a US expert willing to speak for China.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the latest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While Chinese people feel outraged by repeated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most Americans support the sales and think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assed by the US Congress short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U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in 1979.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the outcome of checks and balances crea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Cold War mentality.
When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it was natural that Congress, which held strongly anti-communist views at the time, would pass the law to regulate future government actions.
Sino-US relations have repeatedly been marked by such checks and balances. Whe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encouraged Congress to approve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Congress requi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risks that China's accession brought for the US from an economic and security perspective.
Over past years,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és, as well a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 cornerstones of this issue by six US presidents. In many press conferences, when questions about Taiwan were asked, reporters basically know the answers without waiting for the US officials to reply.
They could even recite every word, "We insist on the one-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é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Even subtle changes would cause intense cross-Straits media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Taiwanese media.
Last November, I accompanied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 his visit to China and personally felt his sensitivity over dealing with the media on this issue.
Obama deliberately avoided mention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hen holding his dialogue with young Chinese, nor did the Sino-US Joint Statement published in Beijing mention it. His actions were like dropping a heavy bomb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left many people wondering whether it meant a change in US policies.
But in my opinion, he acted only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he was in, and the goals he had. He avoided mentioning the Act because it might have made his hosts unhappy;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of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eyes of most Americans, the consistent US cross-Straits policies have maximized U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and need no adjustments. There are few voices calling for a cessa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But the US approach is fundamentally self-contradictory, driven by conflicting interests. On the one hand, it wants to cooperate with a rising China to meet its own needs, while on the other, it feels threatened by China's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s happy to use Taiwan to contain that power.
In the long run, perhaps it needs to decide whether to treat China as a real strategic partner, or just a utilitarian one, but for the moment policy-makers believe that the second option better meets US interests in a realist world.
I once interviewed Chas W. Freeman, who was one of the major drafters of the US-PRC Joint Communiqué of August 17, 1982, in which the US agreed to gradually reduce and eventually halt arms sales to Taiwan. He said that even in this Communiqué, the issue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was just put aside instead of being fundamentally solved. Freeman, a veteran American civil servant, supports solving the ques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Thus he was considered as part of the "Pro-China faction" and was later excluded and edged out by the "Pro-Taiwan faction." The unsolved problem of arms sales is the biggest regret in Freeman's diplomatic career. He said, "This issue is still a heavy burden on US-China relations."
I asked him whether he had any suggestions he could give to solve the question. Freeman shook his head, "No. Both the approaches of shelving disputes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are double-edged swords." Indeed, between the pressures of realist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arty politics, without major and unlikely adjustments of US strategies toward China, the ques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still has no answer.
Thursday, February 4, 2010
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美国人惊呼中国培养工程师是美国三倍
谈到美国竞争力，不少教育专家对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弊端忧心忡忡。他们认为，美国学生数学、科学、阅读水平下滑，将给美国参与未来国际竞争带来巨大挑战。而美国大学教育虽然傲视全球，但严格的签证政策却可能将全球未来的精英人才拒之门外。
近年在美国研究机构的各项评比中，美国中学生的数理成绩在工业化国家中多在中游甚至倒数之列。各种统计数字让美国人不敢乐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中国现在每年培养近40万工程科学大学生，占有学士以上学位人数的近6成，而美国一年毕业的工程科学类学生也是40多万，但只占总毕业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到；美国电脑科学的毕业生数量过去5年减少了7成。“电脑系统政策工程”两年前的说法更是轰动一时：中国现在每年培养出20万个工程师，日本是10万，而美国每年春天新毕业的工程师仅6万人。
尽管有专家澄清，由于评估标准不同，上述说法不尽准确，但美国在人才培养战和争夺战中不再遥遥领先，却是不争的事实。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最近在国会山作证时，矛头直指美国的高中教育体制：高中教育不是为美国学生通向机会和成功铺路，相反却成为障碍。他说，美国4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名列世界前茅，但到了12年级成绩却在发达国家中几乎垫底；美国高中3成学生不能按时毕业，非裔和西裔学生更有一半不能准时毕业。他将之归咎于美国高中教育要求太低，课程枯燥，用工业化时代的办法来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学生，显然已经跟不上趟。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布什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在公立学校大力推动争议不断的“有教无类法”。当中国教育部正为学生减负，禁止学校排名忙得不可开交时，美国教育部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对学生更加严格要求，要根据考试成绩给学校排名。号称“美国第一位有在学儿女的妈妈部长”的教育部长斯佩琳斯直言：“我们的学生如果不先分级，就不能做好准备参与未来的全球经济。”
参议院最近提出的“2007美国竞争力法案”将加强美国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要求提高联邦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提高美国学生的科学和数学能力，为研究生科研项目提供更多资助，为中学生提供科学和数学的夏季实习机会，培训教师的科技和数学能力。盖茨建议，到2015年使美国科学、数学、工程的学生毕业人数翻番，每年新增1万名相关学科的教师。
有人说，美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不够不要紧，君不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中国未来科学精英，八成以上都跑美国来了。美国人不会数理化不要紧，只要门开着，外国会数理化的人自然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事实上，美国人并非如此高枕无忧。曾在国际学生市场独领风骚的美国大学，近年来危机感越来越强。“911”事件后，由于签证政策收紧，安全背景审查拖延，大学学费连年猛涨等原因，来美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连续3年下滑，很多国际学生转向欧洲和澳洲，或者留在本土。
在大学校长们的惊呼声中，国务院采取特别措施，加快国际学生的签证和安全背景审查进度，已使问题大有改观，来美国际学生开始止跌回升。美国教育部最近专门组团访问中国和印度，招揽那里的学生。但专家指出，如果美国的移民政策继续收紧，而新兴国家经济高速成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环境，很难说美国一定会重现往日那般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近年在美国研究机构的各项评比中，美国中学生的数理成绩在工业化国家中多在中游甚至倒数之列。各种统计数字让美国人不敢乐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中国现在每年培养近40万工程科学大学生，占有学士以上学位人数的近6成，而美国一年毕业的工程科学类学生也是40多万，但只占总毕业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到；美国电脑科学的毕业生数量过去5年减少了7成。“电脑系统政策工程”两年前的说法更是轰动一时：中国现在每年培养出20万个工程师，日本是10万，而美国每年春天新毕业的工程师仅6万人。
尽管有专家澄清，由于评估标准不同，上述说法不尽准确，但美国在人才培养战和争夺战中不再遥遥领先，却是不争的事实。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最近在国会山作证时，矛头直指美国的高中教育体制：高中教育不是为美国学生通向机会和成功铺路，相反却成为障碍。他说，美国4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名列世界前茅，但到了12年级成绩却在发达国家中几乎垫底；美国高中3成学生不能按时毕业，非裔和西裔学生更有一半不能准时毕业。他将之归咎于美国高中教育要求太低，课程枯燥，用工业化时代的办法来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学生，显然已经跟不上趟。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布什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在公立学校大力推动争议不断的“有教无类法”。当中国教育部正为学生减负，禁止学校排名忙得不可开交时，美国教育部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对学生更加严格要求，要根据考试成绩给学校排名。号称“美国第一位有在学儿女的妈妈部长”的教育部长斯佩琳斯直言：“我们的学生如果不先分级，就不能做好准备参与未来的全球经济。”
参议院最近提出的“2007美国竞争力法案”将加强美国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要求提高联邦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提高美国学生的科学和数学能力，为研究生科研项目提供更多资助，为中学生提供科学和数学的夏季实习机会，培训教师的科技和数学能力。盖茨建议，到2015年使美国科学、数学、工程的学生毕业人数翻番，每年新增1万名相关学科的教师。
有人说，美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不够不要紧，君不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中国未来科学精英，八成以上都跑美国来了。美国人不会数理化不要紧，只要门开着，外国会数理化的人自然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事实上，美国人并非如此高枕无忧。曾在国际学生市场独领风骚的美国大学，近年来危机感越来越强。“911”事件后，由于签证政策收紧，安全背景审查拖延，大学学费连年猛涨等原因，来美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连续3年下滑，很多国际学生转向欧洲和澳洲，或者留在本土。
在大学校长们的惊呼声中，国务院采取特别措施，加快国际学生的签证和安全背景审查进度，已使问题大有改观，来美国际学生开始止跌回升。美国教育部最近专门组团访问中国和印度，招揽那里的学生。但专家指出，如果美国的移民政策继续收紧，而新兴国家经济高速成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环境，很难说美国一定会重现往日那般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华人学生何以在美国出人头地？
这些年在美国采访了不少华人学生，总的感觉是，这些移民的后代从要求很高的中国学校来到要求宽松的美国学校，或者生长在家教严格的华人家庭中，再与比较宽松的美国家庭出来的孩子相比，至少在学业上容易拔尖。美国的好学区的标志是什么？其实主要也是看考试的通过率以及族裔的比例。白人和亚裔学生多的学校，肯定差不到哪里去。而且华人父母再苦再累，也要在好学区买房，把孩子送进好学区。
作为移民的后代，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难免产生文化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上的问题，处理得好，两种文化相得益彰，对孩子是个促进；处理不好，则可能造成心理问题，极端者即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手韩裔学生赵承熙。
出色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好，还意味着多才多艺、热衷公益、有领导才能、有创新精神。这样的孩子并不多见，但相对于华人只占美国总人口比例1％而言，在美国各类学生大奖中，华人学生通常占10——20％，说明出类拔萃的华人学生确实还是不少。每次采访过这些学生，我总是不由地感慨，人家怎么就能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出色呢？
下面就是两个家庭的例子
吴生伟获“总统义工服务奖”
2007年05月11日
作为庆祝亚太裔传统月的重要活动，布什总统10日在白宫将美国最高的社区服务奖“总统义工服务奖”授予6位亚太裔人士，华裔高中生吴生伟（Jonathan Wu）(见右图）是唯一的获奖华人。
来自北加州东湾丹维尔市蒙特维斯塔高中的吴生伟获奖是因为他领导上百名优秀的高中学生，创建了“科学联盟”（Science Alliance）项目，一对一地帮助当地16所小学的5年级学生，通过参加各种有趣的科技活动，开展科技设计比赛和展览，培养对科学的兴趣，3年来已有200多名小学生受益。每年举办科技博览活动时，学生和家长近千人参加，成为当地学区的盛事。
其实，吴生伟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高三毕业生，他的SAT考试得了2380分（满分2400分），今秋即将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国际政治。
吴生伟1989年5月31日出生于一个从韩国移民来美的华人家庭。父亲吴金柱祖籍山东，母亲谢宗玲祖籍上海，虽然两人都出生在韩国，但从小上华校，能讲地道的中文。
获奖当晚，在华盛顿唐人街星巴克咖啡厅，吴生伟和父母接受了我的专访。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吴生伟，一副乖乖孩的模样，但他的能量可不小。3年前，刚上高中的吴生伟参加一个地区性的科学博览活动后，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类似的有趣的科学博览活动，让更小的孩子参与呢？于是他动员自己的同学，在科学指导老师的支持下，一起到当地的小学，跟校长、老师、家长商量，由这些高中生做辅导老师，指导小学生开展有趣的科学活动，“科学联盟”就这样诞生了。吴生伟是“科学联盟”的创建者和现任主席。
谈起儿女，吴氏夫妇脸上浮现出抑制不住的自豪。吴生伟的姐姐吴伊琳同样出色，曾获国际青年领袖奖，到联邦政府实习，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后到牛津大学留学，现正在北京大学留学。谢女士说，其实吴生伟在小学3年级前一直很顽皮，坐不住，学校老师建议他上当地公立学校的天资班，经过两年的强化学习，成熟了很多。吴生伟的聪明才智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上初中时，他是学区里唯一直接跳到高中学数学的学生；12岁时就学习大学的数学课程，14岁开始做城市学院的数学助教。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吴生伟，但他却放弃了，偏要上耶鲁。
说起这个，吴生伟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哈佛的研究实力很强，但本科教育却不如耶鲁，所以他希望先在耶鲁读本科，再到哈佛上研究生。数学那么好，为什么却学国际关系？吴生伟说：“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不想太限制自己，如果只学自然科学，以后就只能做医生什么的，但我想让自己将来的门路更多一些。”他已获得北加州的巴克奖学金，从大学到博士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都有了。
吴氏夫妇在当地社区很活跃，吴金柱是旅美韩国华人的侨领。他们认为，家长对公益活动的热心参与对孩子有正面影响。从小吴生伟经常被父母带着去给无家可归者感恩节送餐，过去5年姐弟俩一起利用暑期两次回中国义务做英语老师。吴生伟在获得总统义工奖之前，已经获得了一个全国性的义工奖项“普天寿奖”。
吴氏夫妇认为，作为东方移民的子女，在子女教育时将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很重要。吴金柱经常告诫吴生伟：“你虽然生在美国，但跟纯粹的美国孩子不一样，不能什么都跟他们学。”谢宗玲说：“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很重要，但同时要注意孩子的弱点，并帮助他克服。”她举例说，弗理工枪手赵承熙的姐姐很出色，家人引以为豪，却忽视了儿子，没有帮助儿子一起健康成长，终究酿成了悲剧。
赵家姐弟双获“总统学者奖”
要是在中国，赵威津家的门槛肯定会被蜂拥而来的记者踏破，四年前他的女儿赵安妮获得“美国总统学者奖”；今年他的儿子赵安龙又获此殊荣。一家出俩“状元”，大家不禁感叹：莫非赵家的风水特别好？
“美国总统学者奖”是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至高荣誉，获奖者是从每个州高考成绩最好的男女各二十名学生中挑选，结合其个人才能和社会实践成绩，经过专家三道评审而最终胜出的男女最佳学生。
美国每年二百多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一百四十人左右能得到这种与父母一道进白宫接受总统接见，随后被各大名校一抢而空的荣誉和待遇，他们堪称“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今天赵家的“状元”与其他三十一名获得今年总统学者奖的华裔学生一起，来到华盛顿参加“国家嘉奖周”活动。姐姐赵安妮亭亭玉立，亮丽端庄，即将从美国最好的医学院毕业；弟弟赵安龙文质彬彬，清秀俊朗，即将迈进哈佛大学。举手投足，绝对一副“乖乖女”、“乖乖儿”的模样。
说起养儿育女的成功之道，赵太太一言以蔽之：以身作则。她说：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必须全力支持孩子自由发展，但父母一定要从旁协助，避免孩子走弯路。
赵太太说：在孩子读书的时候，她和先生不看电视；孩子放学回家再晚，她和先生也等着一道吃饭，在吃饭时互相交流，一方面了解彼此的想法，另一方面感受家庭的温馨。
二十六年前从台湾来到美国的赵先生补充道：一定要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生根，将之与美国教育系统的精华相结合。比如美国家长关注的青少年吸毒问题，如果父母自身不沾，又有严格的家教，自然不会有麻烦。
像赵家这样移民美国多年仍讲究中国传统美德的华裔家庭不在少数，这一点在尊师重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华裔家庭买房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往往是学区的好坏；华裔家庭的家教之严，堪与犹太人家庭齐名；许多劳心劳力的华人，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子女求学上进，金榜题名，出人头地。
正因如此，华裔在美国教育界、学术界、科技界的表现一向抢眼。华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但在美国总统学者奖、西屋奖、英特尔奖等知名奖项的获得者以及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国家队中，华裔学生所占比例往往达到百分之十，今年美国总统学者奖华裔学生获奖比例更高达创纪录的百分之二十三。
不过，美国毕竟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社会，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华人后代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长，同样是要“鲤鱼跳龙门”，走的却是与中国孩子不尽相同的路。
许多华裔家长承认，中华文化与西方观念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撞击。许多华人孩子经常抱怨，别家的孩子可以快乐地玩耍，为何自己周末还要练钢琴、上中文学校？一个总统学者奖获得者说，他在家里经常因为意见不一与父母顶嘴，但久而久之，他发现父母百分之八十的时候是对的，于是他嘴上不服，心中其实已经记住了父母的忠告。
与许多中国孩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同，不少华人父母不约而同地谈到，让孩子走出去，接触社会非常重要。居住在堪萨斯州一个小城的赵家每年都让孩子参加各种夏令营，这对他们开阔视野、拓展思维非常有益。
马里兰州今年总统学者奖的女生获得者梁洁莹的父亲梁伟根告诉记者，他的女儿从初中开始就参加社区义工活动，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学会了尊敬人，培养了责任感，提高了自信心。
美国劳工部副部长莫天成今天对获奖华裔学生的忠告是：华人在美国社会要获得成功，应当摒弃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比如中国人比较内敛，但在美国你必须学会面向公众大声说话，你要有勇气成为一个领导者。
莫天成的上司、劳工部长赵小兰八岁随父母从台湾来美国时，家庭并不富有，但她终于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华裔部长，赵家也以家教严格、子女有出息而出名。据说布什总统的母亲芭芭拉对此感触颇深，曾要老布什学学赵家。
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今天评价美国总统学者奖华裔获奖学生“体现了中西文化结合的优势”，但在美国社会，为人父母的，要在培养后代时把中西文化拿捏好，并非轻而易举，能像两个赵家那样培养出多个“人尖儿”的，更不多见。
作为移民的后代，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难免产生文化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上的问题，处理得好，两种文化相得益彰，对孩子是个促进；处理不好，则可能造成心理问题，极端者即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手韩裔学生赵承熙。
出色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好，还意味着多才多艺、热衷公益、有领导才能、有创新精神。这样的孩子并不多见，但相对于华人只占美国总人口比例1％而言，在美国各类学生大奖中，华人学生通常占10——20％，说明出类拔萃的华人学生确实还是不少。每次采访过这些学生，我总是不由地感慨，人家怎么就能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出色呢？
下面就是两个家庭的例子
吴生伟获“总统义工服务奖”
2007年05月11日
作为庆祝亚太裔传统月的重要活动，布什总统10日在白宫将美国最高的社区服务奖“总统义工服务奖”授予6位亚太裔人士，华裔高中生吴生伟（Jonathan Wu）(见右图）是唯一的获奖华人。
来自北加州东湾丹维尔市蒙特维斯塔高中的吴生伟获奖是因为他领导上百名优秀的高中学生，创建了“科学联盟”（Science Alliance）项目，一对一地帮助当地16所小学的5年级学生，通过参加各种有趣的科技活动，开展科技设计比赛和展览，培养对科学的兴趣，3年来已有200多名小学生受益。每年举办科技博览活动时，学生和家长近千人参加，成为当地学区的盛事。
其实，吴生伟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高三毕业生，他的SAT考试得了2380分（满分2400分），今秋即将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国际政治。
吴生伟1989年5月31日出生于一个从韩国移民来美的华人家庭。父亲吴金柱祖籍山东，母亲谢宗玲祖籍上海，虽然两人都出生在韩国，但从小上华校，能讲地道的中文。
获奖当晚，在华盛顿唐人街星巴克咖啡厅，吴生伟和父母接受了我的专访。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吴生伟，一副乖乖孩的模样，但他的能量可不小。3年前，刚上高中的吴生伟参加一个地区性的科学博览活动后，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类似的有趣的科学博览活动，让更小的孩子参与呢？于是他动员自己的同学，在科学指导老师的支持下，一起到当地的小学，跟校长、老师、家长商量，由这些高中生做辅导老师，指导小学生开展有趣的科学活动，“科学联盟”就这样诞生了。吴生伟是“科学联盟”的创建者和现任主席。
谈起儿女，吴氏夫妇脸上浮现出抑制不住的自豪。吴生伟的姐姐吴伊琳同样出色，曾获国际青年领袖奖，到联邦政府实习，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后到牛津大学留学，现正在北京大学留学。谢女士说，其实吴生伟在小学3年级前一直很顽皮，坐不住，学校老师建议他上当地公立学校的天资班，经过两年的强化学习，成熟了很多。吴生伟的聪明才智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上初中时，他是学区里唯一直接跳到高中学数学的学生；12岁时就学习大学的数学课程，14岁开始做城市学院的数学助教。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吴生伟，但他却放弃了，偏要上耶鲁。
说起这个，吴生伟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哈佛的研究实力很强，但本科教育却不如耶鲁，所以他希望先在耶鲁读本科，再到哈佛上研究生。数学那么好，为什么却学国际关系？吴生伟说：“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不想太限制自己，如果只学自然科学，以后就只能做医生什么的，但我想让自己将来的门路更多一些。”他已获得北加州的巴克奖学金，从大学到博士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都有了。
吴氏夫妇在当地社区很活跃，吴金柱是旅美韩国华人的侨领。他们认为，家长对公益活动的热心参与对孩子有正面影响。从小吴生伟经常被父母带着去给无家可归者感恩节送餐，过去5年姐弟俩一起利用暑期两次回中国义务做英语老师。吴生伟在获得总统义工奖之前，已经获得了一个全国性的义工奖项“普天寿奖”。
吴氏夫妇认为，作为东方移民的子女，在子女教育时将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很重要。吴金柱经常告诫吴生伟：“你虽然生在美国，但跟纯粹的美国孩子不一样，不能什么都跟他们学。”谢宗玲说：“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很重要，但同时要注意孩子的弱点，并帮助他克服。”她举例说，弗理工枪手赵承熙的姐姐很出色，家人引以为豪，却忽视了儿子，没有帮助儿子一起健康成长，终究酿成了悲剧。
赵家姐弟双获“总统学者奖”
要是在中国，赵威津家的门槛肯定会被蜂拥而来的记者踏破，四年前他的女儿赵安妮获得“美国总统学者奖”；今年他的儿子赵安龙又获此殊荣。一家出俩“状元”，大家不禁感叹：莫非赵家的风水特别好？
“美国总统学者奖”是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至高荣誉，获奖者是从每个州高考成绩最好的男女各二十名学生中挑选，结合其个人才能和社会实践成绩，经过专家三道评审而最终胜出的男女最佳学生。
美国每年二百多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一百四十人左右能得到这种与父母一道进白宫接受总统接见，随后被各大名校一抢而空的荣誉和待遇，他们堪称“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今天赵家的“状元”与其他三十一名获得今年总统学者奖的华裔学生一起，来到华盛顿参加“国家嘉奖周”活动。姐姐赵安妮亭亭玉立，亮丽端庄，即将从美国最好的医学院毕业；弟弟赵安龙文质彬彬，清秀俊朗，即将迈进哈佛大学。举手投足，绝对一副“乖乖女”、“乖乖儿”的模样。
说起养儿育女的成功之道，赵太太一言以蔽之：以身作则。她说：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必须全力支持孩子自由发展，但父母一定要从旁协助，避免孩子走弯路。
赵太太说：在孩子读书的时候，她和先生不看电视；孩子放学回家再晚，她和先生也等着一道吃饭，在吃饭时互相交流，一方面了解彼此的想法，另一方面感受家庭的温馨。
二十六年前从台湾来到美国的赵先生补充道：一定要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生根，将之与美国教育系统的精华相结合。比如美国家长关注的青少年吸毒问题，如果父母自身不沾，又有严格的家教，自然不会有麻烦。
像赵家这样移民美国多年仍讲究中国传统美德的华裔家庭不在少数，这一点在尊师重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华裔家庭买房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往往是学区的好坏；华裔家庭的家教之严，堪与犹太人家庭齐名；许多劳心劳力的华人，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子女求学上进，金榜题名，出人头地。
正因如此，华裔在美国教育界、学术界、科技界的表现一向抢眼。华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但在美国总统学者奖、西屋奖、英特尔奖等知名奖项的获得者以及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国家队中，华裔学生所占比例往往达到百分之十，今年美国总统学者奖华裔学生获奖比例更高达创纪录的百分之二十三。
不过，美国毕竟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社会，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华人后代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长，同样是要“鲤鱼跳龙门”，走的却是与中国孩子不尽相同的路。
许多华裔家长承认，中华文化与西方观念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撞击。许多华人孩子经常抱怨，别家的孩子可以快乐地玩耍，为何自己周末还要练钢琴、上中文学校？一个总统学者奖获得者说，他在家里经常因为意见不一与父母顶嘴，但久而久之，他发现父母百分之八十的时候是对的，于是他嘴上不服，心中其实已经记住了父母的忠告。
与许多中国孩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同，不少华人父母不约而同地谈到，让孩子走出去，接触社会非常重要。居住在堪萨斯州一个小城的赵家每年都让孩子参加各种夏令营，这对他们开阔视野、拓展思维非常有益。
马里兰州今年总统学者奖的女生获得者梁洁莹的父亲梁伟根告诉记者，他的女儿从初中开始就参加社区义工活动，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学会了尊敬人，培养了责任感，提高了自信心。
美国劳工部副部长莫天成今天对获奖华裔学生的忠告是：华人在美国社会要获得成功，应当摒弃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比如中国人比较内敛，但在美国你必须学会面向公众大声说话，你要有勇气成为一个领导者。
莫天成的上司、劳工部长赵小兰八岁随父母从台湾来美国时，家庭并不富有，但她终于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华裔部长，赵家也以家教严格、子女有出息而出名。据说布什总统的母亲芭芭拉对此感触颇深，曾要老布什学学赵家。
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今天评价美国总统学者奖华裔获奖学生“体现了中西文化结合的优势”，但在美国社会，为人父母的，要在培养后代时把中西文化拿捏好，并非轻而易举，能像两个赵家那样培养出多个“人尖儿”的，更不多见。
Wednesday, December 16, 2009
“美国特务”的中国情怀
一位美国人，在中国工作生活了35年，娶中国女子为妻，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毛泽东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却两度被打成“美国特务”而蒙冤入狱，度过了16年牢狱生涯。文革中他当过造反派，风光一时；1980年回到美国定居，不改对中国的一往情深，以耄耋之年，穿梭大洋两岸，为促进美中交往奔走。他是Sidney Rittenberg，有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李敦白。
4月12日，在华府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老态龙钟的李敦白，对着众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后生们”，说起话来毫不含糊：“别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思维来看待中国，教中国人怎么做。”“如果中国重新陷入动乱，不仅对中国，对美国都是最坏的事情。”
1945年就到了中国，经历了中国社会35年的风雨变迁，又目睹了中国28年来改革开放的惊人巨变，今年86岁的李敦白说起中国，透出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翻译的李敦白并没有简单否定中共执政前30年的政策。他说，毛泽东时代推行的工业化政策，连续进行的五年计划，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今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也是许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李敦白欣赏今天中国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并将之归功于朱鎔基。他说，朱鎔基会被当作民族英雄载入史册，虽然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取得好结果，但他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不归路。毛泽东当年曾说：“敌人一天一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而朱鎔基说：“如果他们越来越糟，我们也会越来越糟。”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世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对于美国学者关注的中共17大，李敦白告诫，别在人事变化上打太多主意，而应该关注中国领导人让普通百姓受益改革成果的决心。他说，过去4年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共识，如果普通消费者不能从GDP增长中获益，经济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发展，必须让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中国领导层更重视解决城乡、东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进行利益再分配，这是一种决心，但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而17大后，人们可望看到中国有更大的反腐力度。
李敦白认为，美国总是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如果施加过大压力，损害中国形象，反而会造成副作用。他说：“如果你去中国街头看看，他们的市民乐观向上”；“你不要指望中国很快变化，那种要求不见得是好事，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来更管用。”
“不怕慢，只怕站”，李敦白引用中国古语提醒美国学者：只要他们在慢慢往前走，就是好事。世界古老文明到今天只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有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如果有错会自行调整，然后继续往前走。
在与记者交谈中，李敦白说：“我们美国人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来设想中国人应该要求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但与中国人的实际要求可能相差很远，可能人家最急迫想要的并非我们想象的，而是适合他们现实的情况，特别是普通百姓不受人欺负，自由地追求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目标。至于马上实行多党政治、全国普选，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关心，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样做会改善他们的地位。”
谈起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自称每天都上网并经常到中国考察的李敦白也是头头是道。他说，以前中国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让大家分享福利注意不够，因此产生了大开发商与地方官员勾结发大财的现象，最近上海陈良宇下台，反映中国高层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过去20年，中国4亿多人摆脱了赤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去年中国农民收入提高了6.6％，而城市人提高了16％，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胡温决心用10到20年时间改变这种状况。
李敦白说：“人类不断有战争、疾病流行，根本原因是世界很多地方还很贫穷。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崛起，对世界就是一个极大的好处。”
李敦白利用他对中国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人脉关系，成立了咨询公司--李敦白有限公司，现在大约有10家跨国公司客户。他说：“现在我们在北京买了房，以前每年去5、6次，现在一年去3、4次，呆上3、4个月。”他称自己开的是夫妻店，职员就是夫妻和大女儿，而太太是“我的领导”。
（2007年4月13日）
4月12日，在华府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老态龙钟的李敦白，对着众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后生们”，说起话来毫不含糊：“别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思维来看待中国，教中国人怎么做。”“如果中国重新陷入动乱，不仅对中国，对美国都是最坏的事情。”
1945年就到了中国，经历了中国社会35年的风雨变迁，又目睹了中国28年来改革开放的惊人巨变，今年86岁的李敦白说起中国，透出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翻译的李敦白并没有简单否定中共执政前30年的政策。他说，毛泽东时代推行的工业化政策，连续进行的五年计划，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今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也是许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李敦白欣赏今天中国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并将之归功于朱鎔基。他说，朱鎔基会被当作民族英雄载入史册，虽然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取得好结果，但他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不归路。毛泽东当年曾说：“敌人一天一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而朱鎔基说：“如果他们越来越糟，我们也会越来越糟。”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世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对于美国学者关注的中共17大，李敦白告诫，别在人事变化上打太多主意，而应该关注中国领导人让普通百姓受益改革成果的决心。他说，过去4年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共识，如果普通消费者不能从GDP增长中获益，经济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发展，必须让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中国领导层更重视解决城乡、东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进行利益再分配，这是一种决心，但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而17大后，人们可望看到中国有更大的反腐力度。
李敦白认为，美国总是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如果施加过大压力，损害中国形象，反而会造成副作用。他说：“如果你去中国街头看看，他们的市民乐观向上”；“你不要指望中国很快变化，那种要求不见得是好事，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来更管用。”
“不怕慢，只怕站”，李敦白引用中国古语提醒美国学者：只要他们在慢慢往前走，就是好事。世界古老文明到今天只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有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如果有错会自行调整，然后继续往前走。
在与记者交谈中，李敦白说：“我们美国人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来设想中国人应该要求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但与中国人的实际要求可能相差很远，可能人家最急迫想要的并非我们想象的，而是适合他们现实的情况，特别是普通百姓不受人欺负，自由地追求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目标。至于马上实行多党政治、全国普选，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关心，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样做会改善他们的地位。”
谈起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自称每天都上网并经常到中国考察的李敦白也是头头是道。他说，以前中国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让大家分享福利注意不够，因此产生了大开发商与地方官员勾结发大财的现象，最近上海陈良宇下台，反映中国高层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过去20年，中国4亿多人摆脱了赤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去年中国农民收入提高了6.6％，而城市人提高了16％，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胡温决心用10到20年时间改变这种状况。
李敦白说：“人类不断有战争、疾病流行，根本原因是世界很多地方还很贫穷。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崛起，对世界就是一个极大的好处。”
李敦白利用他对中国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人脉关系，成立了咨询公司--李敦白有限公司，现在大约有10家跨国公司客户。他说：“现在我们在北京买了房，以前每年去5、6次，现在一年去3、4次，呆上3、4个月。”他称自己开的是夫妻店，职员就是夫妻和大女儿，而太太是“我的领导”。
（2007年4月13日）
“中共高层智囊”美国谈民主
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把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但俞可平坚持己见，不改初衷。4月12日他在华盛顿说：“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中国就是要建设文明、民主、富强、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嘛。”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周四举行“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的研讨会，俞可平的与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关心，这位被海外称为“中共高层智囊和文胆”的新生代政治学者是如何阐释中国民主的。
俞可平告诉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创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比如“以人为本”、“法治”、“私有财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全球化”等过去曾经忌讳谈论的概念，现在有的载入宪法，有的纳入中共决议，有的作为战略目标。
俞可平向美国学者介绍了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概念。他说，“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政治改革要渐进、稳定地进行；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是现在中国民主的集中体现；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俞可平进一步解释了“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的差别。他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他以北京今年春节放鞭炮为例，以前怕放鞭炮危险、污染环境，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住。后来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举行听证会和民意调查，70％的人赞成放，但必须限放，结果气氛很好，人反而死得少了，眼球摘得也少了。
今年48岁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台湾、美国、德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民主模式和公民社会制度。他说，民主概念来自西方，就是“人民统治”，人民统治的方式非常多，选举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权力监督、公民参与等。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中国有中国的方式。他勾勒了中国民主的3条“路线图”：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俞可平表示，村民民主是中国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图，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候选人实行海选，相当多的省份开始在乡镇一级进行民主选举。他承认基层民主也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独大等问题，但他表示，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中国村民对农村民主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往后退，只会往前走。”俞可平称。
研讨会外，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我问他写《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什么背景，俞可平笑而不答。问那篇文章会否给他带来风险？俞可平摇头。他表示，文章发表后海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正可说明他的论述是客观的；而现实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开放给他们探讨民主拓展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有媒体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与俞可平交谈过，指出他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俞可平笑称，那只是个别记者的编造。他说，李君如没有跟他谈过这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民主的局限性。
（2007年4月13日）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周四举行“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的研讨会，俞可平的与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关心，这位被海外称为“中共高层智囊和文胆”的新生代政治学者是如何阐释中国民主的。
俞可平告诉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创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比如“以人为本”、“法治”、“私有财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全球化”等过去曾经忌讳谈论的概念，现在有的载入宪法，有的纳入中共决议，有的作为战略目标。
俞可平向美国学者介绍了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概念。他说，“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政治改革要渐进、稳定地进行；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是现在中国民主的集中体现；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俞可平进一步解释了“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的差别。他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他以北京今年春节放鞭炮为例，以前怕放鞭炮危险、污染环境，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住。后来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举行听证会和民意调查，70％的人赞成放，但必须限放，结果气氛很好，人反而死得少了，眼球摘得也少了。
今年48岁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台湾、美国、德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民主模式和公民社会制度。他说，民主概念来自西方，就是“人民统治”，人民统治的方式非常多，选举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权力监督、公民参与等。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中国有中国的方式。他勾勒了中国民主的3条“路线图”：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俞可平表示，村民民主是中国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图，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候选人实行海选，相当多的省份开始在乡镇一级进行民主选举。他承认基层民主也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独大等问题，但他表示，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中国村民对农村民主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往后退，只会往前走。”俞可平称。
研讨会外，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我问他写《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什么背景，俞可平笑而不答。问那篇文章会否给他带来风险？俞可平摇头。他表示，文章发表后海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正可说明他的论述是客观的；而现实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开放给他们探讨民主拓展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有媒体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与俞可平交谈过，指出他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俞可平笑称，那只是个别记者的编造。他说，李君如没有跟他谈过这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民主的局限性。
（2007年4月13日）
高耀洁在美国怒斥发艾滋财
来到华盛顿，谈起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中国民间防艾人士高耀洁直言不讳：“上面很重视，但底下不一样。”她对一些地方官欺上瞒下忧心忡忡，对不少骗子大发艾滋财愤怒不已。
2007年3月14日上午，乔治城大学，“生命之音”获奖者记者会，80岁的高耀洁在别人的搀扶下一进入会场，马上陷入摄像机和闪光灯的包围圈中。也许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有点颤颤巍巍的高耀洁落座以后，面无表情，双手托着下巴，透过她那棕色边的大眼镜，静静地看着记者们在她身边转来转去。
媒体把多数问题都抛给这位中国著名的民间防艾代表人物，以致主持人屡屡提醒记者不要冷落了其他获奖者。但她实在太引人注目了，记者们都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位80岁的老太太，能够面对巨大的压力，执着地走着艰难的防艾路。
本是妇产科医生的高耀洁，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着防艾工作。她说：“这是每个人应当做的工作。大家承认我，给我这么多荣誉，我觉得很惭愧。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并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话匣子一打开，高耀洁滔滔不绝，抛开翻译，刹都刹不住。
高耀洁坚持认为，中国艾滋病主要由卖血到输血传播，而这个问题不只是河南一个地方的问题。她说：“我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如果继续传播下去，孤儿继续增多，一个人救得了吗？”高耀洁说，有些艾滋病人快不行了，跑来找我，说求求您收下这个孩子吧。“我都80岁了，怎么照顾好7、8岁的小孩呀，我只好让他们去找杜聪。报纸说我是杜聪的后援大队长。”高耀洁苦笑中带着一丝感伤。
说起有人打着抗艾旗号，大发艾滋财，高耀洁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有许多人冒充政府或者防艾组织，其实是发艾滋之财，昨天网上还有一个”；“现在是上面，胡锦涛、温家宝、吴仪，还有卫生部长，他们很重视，观念与我一样，但下面不一样。你看，把温家宝都骗了。”说着，高耀洁气哼哼地举起随身带的一份国内文摘报，头版大字标题是“总理的压岁钱都敢骗”，揭露河南艾滋大县上蔡前县委书记杨松泉贪污受贿的事情。
此次来美国之前，中国卫生部主管防艾的副部长王陇德受吴仪副总理之托，看望高耀洁，并长谈一个半小时。高耀洁显然对王陇德印象颇佳，她说：“王部长承认，艾滋病在中国主要是血传播”；“王部长承认，宣传力度不够”；“王部长承认，救助不普遍”。对于中国抗艾前景，高耀洁说，如果王陇德的思路真能贯彻下去，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底下态度与上面不一样，有的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只说好的。能不能改变？“我很难说”。
记者会后，高耀洁又被记者团团围住。她非常健谈，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碰到的艾滋病人的例子，最小的一个艾滋病人因为摔伤输血而染病，死时才19个月。这让她非常揪心，她说，这些故事我的博客上都有。说着向记者们散发起名片。
高耀洁告诉我，这次来美国，与美国的抗艾组织和艾滋病人多有交流，给她最深的感受是，社会歧视少。她说，一位因被人强奸而染上艾滋病的女士还与她拥抱，送花给她表示友好，表现得很正常。而在中国，多数艾滋病人不敢暴露身份，他们认为这是不光彩的病，是丢人的病。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救助的普遍性。
高耀洁透露，她要用这次的奖金，把最后的事情给办了，那就是出版两本有关防治艾滋病的书，继续普及防艾知识。
令高耀洁高兴的是，几年前因为不同意她如此投入地防艾而与她关系闹得很僵的小女儿，此次特意从加拿大赶来看望母亲。高耀洁说，女儿自从父亲去年过世后，对母亲的态度转变不小。当天晚上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生命之音”颁奖典礼现场，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被我问起这事，眼噙泪水地告诉我：“母亲已经80岁了，很不容易，我努力去理解她。”
那天天气很好，春光明媚。出了记者会现场的大门，有位女记者拼命想引导高耀洁说点“美国自由”之类的话，可是老太太说：“这次来美国，我哪儿都没去玩，天天在宾馆睡觉。”说着，高耀洁嘿嘿笑了，满是沧桑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
当天晚上，在“生命之音”的颁奖典礼上，周围轰轰烈烈，掌声如雷，获奖者个个激动万分，高耀洁却好像充耳不闻，平静得有点木讷，与3年前中国央视“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的情形如出一辙。但只要说起艾滋病，说起艾滋病人，老太太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谁也拦不住。
（2007年3月15日）
2007年3月14日上午，乔治城大学，“生命之音”获奖者记者会，80岁的高耀洁在别人的搀扶下一进入会场，马上陷入摄像机和闪光灯的包围圈中。也许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有点颤颤巍巍的高耀洁落座以后，面无表情，双手托着下巴，透过她那棕色边的大眼镜，静静地看着记者们在她身边转来转去。
媒体把多数问题都抛给这位中国著名的民间防艾代表人物，以致主持人屡屡提醒记者不要冷落了其他获奖者。但她实在太引人注目了，记者们都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位80岁的老太太，能够面对巨大的压力，执着地走着艰难的防艾路。
本是妇产科医生的高耀洁，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着防艾工作。她说：“这是每个人应当做的工作。大家承认我，给我这么多荣誉，我觉得很惭愧。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并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话匣子一打开，高耀洁滔滔不绝，抛开翻译，刹都刹不住。
高耀洁坚持认为，中国艾滋病主要由卖血到输血传播，而这个问题不只是河南一个地方的问题。她说：“我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如果继续传播下去，孤儿继续增多，一个人救得了吗？”高耀洁说，有些艾滋病人快不行了，跑来找我，说求求您收下这个孩子吧。“我都80岁了，怎么照顾好7、8岁的小孩呀，我只好让他们去找杜聪。报纸说我是杜聪的后援大队长。”高耀洁苦笑中带着一丝感伤。
说起有人打着抗艾旗号，大发艾滋财，高耀洁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有许多人冒充政府或者防艾组织，其实是发艾滋之财，昨天网上还有一个”；“现在是上面，胡锦涛、温家宝、吴仪，还有卫生部长，他们很重视，观念与我一样，但下面不一样。你看，把温家宝都骗了。”说着，高耀洁气哼哼地举起随身带的一份国内文摘报，头版大字标题是“总理的压岁钱都敢骗”，揭露河南艾滋大县上蔡前县委书记杨松泉贪污受贿的事情。
此次来美国之前，中国卫生部主管防艾的副部长王陇德受吴仪副总理之托，看望高耀洁，并长谈一个半小时。高耀洁显然对王陇德印象颇佳，她说：“王部长承认，艾滋病在中国主要是血传播”；“王部长承认，宣传力度不够”；“王部长承认，救助不普遍”。对于中国抗艾前景，高耀洁说，如果王陇德的思路真能贯彻下去，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底下态度与上面不一样，有的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只说好的。能不能改变？“我很难说”。
记者会后，高耀洁又被记者团团围住。她非常健谈，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碰到的艾滋病人的例子，最小的一个艾滋病人因为摔伤输血而染病，死时才19个月。这让她非常揪心，她说，这些故事我的博客上都有。说着向记者们散发起名片。
高耀洁告诉我，这次来美国，与美国的抗艾组织和艾滋病人多有交流，给她最深的感受是，社会歧视少。她说，一位因被人强奸而染上艾滋病的女士还与她拥抱，送花给她表示友好，表现得很正常。而在中国，多数艾滋病人不敢暴露身份，他们认为这是不光彩的病，是丢人的病。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救助的普遍性。
高耀洁透露，她要用这次的奖金，把最后的事情给办了，那就是出版两本有关防治艾滋病的书，继续普及防艾知识。
令高耀洁高兴的是，几年前因为不同意她如此投入地防艾而与她关系闹得很僵的小女儿，此次特意从加拿大赶来看望母亲。高耀洁说，女儿自从父亲去年过世后，对母亲的态度转变不小。当天晚上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生命之音”颁奖典礼现场，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被我问起这事，眼噙泪水地告诉我：“母亲已经80岁了，很不容易，我努力去理解她。”
那天天气很好，春光明媚。出了记者会现场的大门，有位女记者拼命想引导高耀洁说点“美国自由”之类的话，可是老太太说：“这次来美国，我哪儿都没去玩，天天在宾馆睡觉。”说着，高耀洁嘿嘿笑了，满是沧桑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
当天晚上，在“生命之音”的颁奖典礼上，周围轰轰烈烈，掌声如雷，获奖者个个激动万分，高耀洁却好像充耳不闻，平静得有点木讷，与3年前中国央视“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的情形如出一辙。但只要说起艾滋病，说起艾滋病人，老太太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谁也拦不住。
（2007年3月15日）
中国女人嫁给白人老外的少了吗？
经常听见国内的男士感叹，老外的眼光不怎么样，怎么他们找的尽是那些丑女人。在美国这么些年，仔细观察身边嫁为白人妇的中国女人，确实觉得总的水平不咋地。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让我不由地佩服这些“丑女人”，不管怎么着，她们也算是打入了主流社会。这份报告说，移民的大量涌入冲击美国社会的跨族裔婚姻，亚裔、西裔等少数族裔同族结婚的比例持续增加，而少数族裔与白人结婚的比例出现下降。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华裔教授钱震超与康奈尔大学教授利希特2月中旬公布的美国族裔与通婚研究报告发现了这个趋势。
钱震超说，跨族裔婚姻减少的现象与以往的趋势非常不同，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人口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美国本土出生的亚裔和西裔，与外国出生的同族裔移民结婚。
这项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年到2000年的数据，选择年龄在20岁到34岁之间的人士进行分析的。钱教授说，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跨族裔婚姻持续增加，多数是少数族裔与白人通婚，很少有不同少数族裔之间通婚。从90年代开始，跨族裔婚姻开始减少，特别是亚裔与白人，西裔与白人的通婚现象明显减少。
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本土出生的亚裔男子跨族裔婚姻的比例从50.2％减少到45.8％，本土出生的西裔男子跨族裔婚姻的比例从35.3％减少到31.9％
有人认为，不同族裔的男女未婚同居现象增加是造成跨族裔婚姻减少的原因。钱震超不同意这种看法，研究发现，未婚同居与通婚应该是成正比关系。以黑人男子为例，90年代跨族裔同居比例从14.7％增加到21.9％，同期跨族裔婚姻比例也从8.3％增加到14.9％。
钱震超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以及是否会造成新的族裔区分，但亚洲和拉美移民的不断涌入可能继续减缓跨族裔婚姻的势头，尤其是如果新移民无法与白人和本土出生的少数族裔融合，跨族裔通婚就会进一步减少。
研究还发现，亚裔和西裔人士的教育程度与跨族裔通婚成正比关系，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西裔女子嫁给白人男子的可能性是没有进过大学的西裔女子的3倍。钱震超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亚裔和西裔人士更能跨越种族界限，接受跨族裔婚姻。
(2007年3月12日)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华裔教授钱震超与康奈尔大学教授利希特2月中旬公布的美国族裔与通婚研究报告发现了这个趋势。
钱震超说，跨族裔婚姻减少的现象与以往的趋势非常不同，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人口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美国本土出生的亚裔和西裔，与外国出生的同族裔移民结婚。
这项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年到2000年的数据，选择年龄在20岁到34岁之间的人士进行分析的。钱教授说，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跨族裔婚姻持续增加，多数是少数族裔与白人通婚，很少有不同少数族裔之间通婚。从90年代开始，跨族裔婚姻开始减少，特别是亚裔与白人，西裔与白人的通婚现象明显减少。
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本土出生的亚裔男子跨族裔婚姻的比例从50.2％减少到45.8％，本土出生的西裔男子跨族裔婚姻的比例从35.3％减少到31.9％
有人认为，不同族裔的男女未婚同居现象增加是造成跨族裔婚姻减少的原因。钱震超不同意这种看法，研究发现，未婚同居与通婚应该是成正比关系。以黑人男子为例，90年代跨族裔同居比例从14.7％增加到21.9％，同期跨族裔婚姻比例也从8.3％增加到14.9％。
钱震超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以及是否会造成新的族裔区分，但亚洲和拉美移民的不断涌入可能继续减缓跨族裔婚姻的势头，尤其是如果新移民无法与白人和本土出生的少数族裔融合，跨族裔通婚就会进一步减少。
研究还发现，亚裔和西裔人士的教育程度与跨族裔通婚成正比关系，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西裔女子嫁给白人男子的可能性是没有进过大学的西裔女子的3倍。钱震超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亚裔和西裔人士更能跨越种族界限，接受跨族裔婚姻。
(200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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