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惊呼中国培养工程师是美国三倍

谈到美国竞争力，不少教育专家对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弊端忧心忡忡。他们认为，美国学生数学、科学、阅读水平下滑，将给美国参与未来国际竞争带来巨大挑战。而美国大学教育虽然傲视全球，但严格的签证政策却可能将全球未来的精英人才拒之门外。
近年在美国研究机构的各项评比中，美国中学生的数理成绩在工业化国家中多在中游甚至倒数之列。各种统计数字让美国人不敢乐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中国现在每年培养近40万工程科学大学生，占有学士以上学位人数的近6成，而美国一年毕业的工程科学类学生也是40多万，但只占总毕业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到；美国电脑科学的毕业生数量过去5年减少了7成。“电脑系统政策工程”两年前的说法更是轰动一时：中国现在每年培养出20万个工程师，日本是10万，而美国每年春天新毕业的工程师仅6万人。
尽管有专家澄清，由于评估标准不同，上述说法不尽准确，但美国在人才培养战和争夺战中不再遥遥领先，却是不争的事实。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最近在国会山作证时，矛头直指美国的高中教育体制：高中教育不是为美国学生通向机会和成功铺路，相反却成为障碍。他说，美国4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名列世界前茅，但到了12年级成绩却在发达国家中几乎垫底；美国高中3成学生不能按时毕业，非裔和西裔学生更有一半不能准时毕业。他将之归咎于美国高中教育要求太低，课程枯燥，用工业化时代的办法来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学生，显然已经跟不上趟。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布什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在公立学校大力推动争议不断的“有教无类法”。当中国教育部正为学生减负，禁止学校排名忙得不可开交时，美国教育部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对学生更加严格要求，要根据考试成绩给学校排名。号称“美国第一位有在学儿女的妈妈部长”的教育部长斯佩琳斯直言：“我们的学生如果不先分级，就不能做好准备参与未来的全球经济。”
参议院最近提出的“2007美国竞争力法案”将加强美国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要求提高联邦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提高美国学生的科学和数学能力，为研究生科研项目提供更多资助，为中学生提供科学和数学的夏季实习机会，培训教师的科技和数学能力。盖茨建议，到2015年使美国科学、数学、工程的学生毕业人数翻番，每年新增1万名相关学科的教师。
有人说，美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不够不要紧，君不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中国未来科学精英，八成以上都跑美国来了。美国人不会数理化不要紧，只要门开着，外国会数理化的人自然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事实上，美国人并非如此高枕无忧。曾在国际学生市场独领风骚的美国大学，近年来危机感越来越强。“911”事件后，由于签证政策收紧，安全背景审查拖延，大学学费连年猛涨等原因，来美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连续3年下滑，很多国际学生转向欧洲和澳洲，或者留在本土。
在大学校长们的惊呼声中，国务院采取特别措施，加快国际学生的签证和安全背景审查进度，已使问题大有改观，来美国际学生开始止跌回升。美国教育部最近专门组团访问中国和印度，招揽那里的学生。但专家指出，如果美国的移民政策继续收紧，而新兴国家经济高速成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环境，很难说美国一定会重现往日那般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华人学生何以在美国出人头地？

这些年在美国采访了不少华人学生，总的感觉是，这些移民的后代从要求很高的中国学校来到要求宽松的美国学校，或者生长在家教严格的华人家庭中，再与比较宽松的美国家庭出来的孩子相比，至少在学业上容易拔尖。美国的好学区的标志是什么？其实主要也是看考试的通过率以及族裔的比例。白人和亚裔学生多的学校，肯定差不到哪里去。而且华人父母再苦再累，也要在好学区买房，把孩子送进好学区。
作为移民的后代，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难免产生文化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上的问题，处理得好，两种文化相得益彰，对孩子是个促进；处理不好，则可能造成心理问题，极端者即如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手韩裔学生赵承熙。
出色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好，还意味着多才多艺、热衷公益、有领导才能、有创新精神。这样的孩子并不多见，但相对于华人只占美国总人口比例1％而言，在美国各类学生大奖中，华人学生通常占10——20％，说明出类拔萃的华人学生确实还是不少。每次采访过这些学生，我总是不由地感慨，人家怎么就能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出色呢？
下面就是两个家庭的例子

吴生伟获“总统义工服务奖”

2007年05月11日


作为庆祝亚太裔传统月的重要活动，布什总统10日在白宫将美国最高的社区服务奖“总统义工服务奖”授予6位亚太裔人士，华裔高中生吴生伟（Jonathan Wu）(见右图）是唯一的获奖华人。
来自北加州东湾丹维尔市蒙特维斯塔高中的吴生伟获奖是因为他领导上百名优秀的高中学生，创建了“科学联盟”（Science Alliance）项目，一对一地帮助当地16所小学的5年级学生，通过参加各种有趣的科技活动，开展科技设计比赛和展览，培养对科学的兴趣，3年来已有200多名小学生受益。每年举办科技博览活动时，学生和家长近千人参加，成为当地学区的盛事。
其实，吴生伟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高三毕业生，他的SAT考试得了2380分（满分2400分），今秋即将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国际政治。
吴生伟1989年5月31日出生于一个从韩国移民来美的华人家庭。父亲吴金柱祖籍山东，母亲谢宗玲祖籍上海，虽然两人都出生在韩国，但从小上华校，能讲地道的中文。
获奖当晚，在华盛顿唐人街星巴克咖啡厅，吴生伟和父母接受了我的专访。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吴生伟，一副乖乖孩的模样，但他的能量可不小。3年前，刚上高中的吴生伟参加一个地区性的科学博览活动后，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类似的有趣的科学博览活动，让更小的孩子参与呢？于是他动员自己的同学，在科学指导老师的支持下，一起到当地的小学，跟校长、老师、家长商量，由这些高中生做辅导老师，指导小学生开展有趣的科学活动，“科学联盟”就这样诞生了。吴生伟是“科学联盟”的创建者和现任主席。
谈起儿女，吴氏夫妇脸上浮现出抑制不住的自豪。吴生伟的姐姐吴伊琳同样出色，曾获国际青年领袖奖，到联邦政府实习，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后到牛津大学留学，现正在北京大学留学。谢女士说，其实吴生伟在小学3年级前一直很顽皮，坐不住，学校老师建议他上当地公立学校的天资班，经过两年的强化学习，成熟了很多。吴生伟的聪明才智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上初中时，他是学区里唯一直接跳到高中学数学的学生；12岁时就学习大学的数学课程，14岁开始做城市学院的数学助教。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吴生伟，但他却放弃了，偏要上耶鲁。
说起这个，吴生伟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哈佛的研究实力很强，但本科教育却不如耶鲁，所以他希望先在耶鲁读本科，再到哈佛上研究生。数学那么好，为什么却学国际关系？吴生伟说：“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不想太限制自己，如果只学自然科学，以后就只能做医生什么的，但我想让自己将来的门路更多一些。”他已获得北加州的巴克奖学金，从大学到博士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都有了。
吴氏夫妇在当地社区很活跃，吴金柱是旅美韩国华人的侨领。他们认为，家长对公益活动的热心参与对孩子有正面影响。从小吴生伟经常被父母带着去给无家可归者感恩节送餐，过去5年姐弟俩一起利用暑期两次回中国义务做英语老师。吴生伟在获得总统义工奖之前，已经获得了一个全国性的义工奖项“普天寿奖”。
吴氏夫妇认为，作为东方移民的子女，在子女教育时将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很重要。吴金柱经常告诫吴生伟：“你虽然生在美国，但跟纯粹的美国孩子不一样，不能什么都跟他们学。”谢宗玲说：“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很重要，但同时要注意孩子的弱点，并帮助他克服。”她举例说，弗理工枪手赵承熙的姐姐很出色，家人引以为豪，却忽视了儿子，没有帮助儿子一起健康成长，终究酿成了悲剧。

赵家姐弟双获“总统学者奖”


要是在中国，赵威津家的门槛肯定会被蜂拥而来的记者踏破，四年前他的女儿赵安妮获得“美国总统学者奖”；今年他的儿子赵安龙又获此殊荣。一家出俩“状元”，大家不禁感叹：莫非赵家的风水特别好？

“美国总统学者奖”是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至高荣誉，获奖者是从每个州高考成绩最好的男女各二十名学生中挑选，结合其个人才能和社会实践成绩，经过专家三道评审而最终胜出的男女最佳学生。

美国每年二百多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一百四十人左右能得到这种与父母一道进白宫接受总统接见，随后被各大名校一抢而空的荣誉和待遇，他们堪称“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今天赵家的“状元”与其他三十一名获得今年总统学者奖的华裔学生一起，来到华盛顿参加“国家嘉奖周”活动。姐姐赵安妮亭亭玉立，亮丽端庄，即将从美国最好的医学院毕业；弟弟赵安龙文质彬彬，清秀俊朗，即将迈进哈佛大学。举手投足，绝对一副“乖乖女”、“乖乖儿”的模样。

说起养儿育女的成功之道，赵太太一言以蔽之：以身作则。她说：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必须全力支持孩子自由发展，但父母一定要从旁协助，避免孩子走弯路。

赵太太说：在孩子读书的时候，她和先生不看电视；孩子放学回家再晚，她和先生也等着一道吃饭，在吃饭时互相交流，一方面了解彼此的想法，另一方面感受家庭的温馨。

二十六年前从台湾来到美国的赵先生补充道：一定要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生根，将之与美国教育系统的精华相结合。比如美国家长关注的青少年吸毒问题，如果父母自身不沾，又有严格的家教，自然不会有麻烦。

像赵家这样移民美国多年仍讲究中国传统美德的华裔家庭不在少数，这一点在尊师重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华裔家庭买房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往往是学区的好坏；华裔家庭的家教之严，堪与犹太人家庭齐名；许多劳心劳力的华人，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子女求学上进，金榜题名，出人头地。

正因如此，华裔在美国教育界、学术界、科技界的表现一向抢眼。华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但在美国总统学者奖、西屋奖、英特尔奖等知名奖项的获得者以及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国家队中，华裔学生所占比例往往达到百分之十，今年美国总统学者奖华裔学生获奖比例更高达创纪录的百分之二十三。

不过，美国毕竟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社会，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华人后代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长，同样是要“鲤鱼跳龙门”，走的却是与中国孩子不尽相同的路。

许多华裔家长承认，中华文化与西方观念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撞击。许多华人孩子经常抱怨，别家的孩子可以快乐地玩耍，为何自己周末还要练钢琴、上中文学校？一个总统学者奖获得者说，他在家里经常因为意见不一与父母顶嘴，但久而久之，他发现父母百分之八十的时候是对的，于是他嘴上不服，心中其实已经记住了父母的忠告。

与许多中国孩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同，不少华人父母不约而同地谈到，让孩子走出去，接触社会非常重要。居住在堪萨斯州一个小城的赵家每年都让孩子参加各种夏令营，这对他们开阔视野、拓展思维非常有益。

马里兰州今年总统学者奖的女生获得者梁洁莹的父亲梁伟根告诉记者，他的女儿从初中开始就参加社区义工活动，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学会了尊敬人，培养了责任感，提高了自信心。

美国劳工部副部长莫天成今天对获奖华裔学生的忠告是：华人在美国社会要获得成功，应当摒弃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比如中国人比较内敛，但在美国你必须学会面向公众大声说话，你要有勇气成为一个领导者。

莫天成的上司、劳工部长赵小兰八岁随父母从台湾来美国时，家庭并不富有，但她终于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华裔部长，赵家也以家教严格、子女有出息而出名。据说布什总统的母亲芭芭拉对此感触颇深，曾要老布什学学赵家。

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今天评价美国总统学者奖华裔获奖学生“体现了中西文化结合的优势”，但在美国社会，为人父母的，要在培养后代时把中西文化拿捏好，并非轻而易举，能像两个赵家那样培养出多个“人尖儿”的，更不多见。

“美国特务”的中国情怀

一位美国人，在中国工作生活了35年，娶中国女子为妻，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毛泽东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却两度被打成“美国特务”而蒙冤入狱，度过了16年牢狱生涯。文革中他当过造反派，风光一时；1980年回到美国定居，不改对中国的一往情深，以耄耋之年，穿梭大洋两岸，为促进美中交往奔走。他是Sidney Rittenberg，有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李敦白。
4月12日，在华府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老态龙钟的李敦白，对着众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后生们”，说起话来毫不含糊：“别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思维来看待中国，教中国人怎么做。”“如果中国重新陷入动乱，不仅对中国，对美国都是最坏的事情。”
1945年就到了中国，经历了中国社会35年的风雨变迁，又目睹了中国28年来改革开放的惊人巨变，今年86岁的李敦白说起中国，透出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翻译的李敦白并没有简单否定中共执政前30年的政策。他说，毛泽东时代推行的工业化政策，连续进行的五年计划，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今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也是许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李敦白欣赏今天中国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并将之归功于朱鎔基。他说，朱鎔基会被当作民族英雄载入史册，虽然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取得好结果，但他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不归路。毛泽东当年曾说：“敌人一天一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而朱鎔基说：“如果他们越来越糟，我们也会越来越糟。”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世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对于美国学者关注的中共17大，李敦白告诫，别在人事变化上打太多主意，而应该关注中国领导人让普通百姓受益改革成果的决心。他说，过去4年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共识，如果普通消费者不能从GDP增长中获益，经济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发展，必须让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中国领导层更重视解决城乡、东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进行利益再分配，这是一种决心，但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而17大后，人们可望看到中国有更大的反腐力度。
李敦白认为，美国总是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如果施加过大压力，损害中国形象，反而会造成副作用。他说：“如果你去中国街头看看，他们的市民乐观向上”；“你不要指望中国很快变化，那种要求不见得是好事，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来更管用。”
“不怕慢，只怕站”，李敦白引用中国古语提醒美国学者：只要他们在慢慢往前走，就是好事。世界古老文明到今天只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有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如果有错会自行调整，然后继续往前走。
在与记者交谈中，李敦白说：“我们美国人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来设想中国人应该要求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但与中国人的实际要求可能相差很远，可能人家最急迫想要的并非我们想象的，而是适合他们现实的情况，特别是普通百姓不受人欺负，自由地追求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目标。至于马上实行多党政治、全国普选，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关心，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样做会改善他们的地位。”
谈起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自称每天都上网并经常到中国考察的李敦白也是头头是道。他说，以前中国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让大家分享福利注意不够，因此产生了大开发商与地方官员勾结发大财的现象，最近上海陈良宇下台，反映中国高层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过去20年，中国4亿多人摆脱了赤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去年中国农民收入提高了6.6％，而城市人提高了16％，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胡温决心用10到20年时间改变这种状况。
李敦白说：“人类不断有战争、疾病流行，根本原因是世界很多地方还很贫穷。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崛起，对世界就是一个极大的好处。”
李敦白利用他对中国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人脉关系，成立了咨询公司--李敦白有限公司，现在大约有10家跨国公司客户。他说：“现在我们在北京买了房，以前每年去5、6次，现在一年去3、4次，呆上3、4个月。”他称自己开的是夫妻店，职员就是夫妻和大女儿，而太太是“我的领导”。
（2007年4月13日）

“中共高层智囊”美国谈民主

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把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但俞可平坚持己见，不改初衷。4月12日他在华盛顿说：“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中国就是要建设文明、民主、富强、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嘛。”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周四举行“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的研讨会，俞可平的与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关心，这位被海外称为“中共高层智囊和文胆”的新生代政治学者是如何阐释中国民主的。
俞可平告诉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创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比如“以人为本”、“法治”、“私有财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全球化”等过去曾经忌讳谈论的概念，现在有的载入宪法，有的纳入中共决议，有的作为战略目标。
俞可平向美国学者介绍了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概念。他说，“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政治改革要渐进、稳定地进行；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是现在中国民主的集中体现；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俞可平进一步解释了“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的差别。他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他以北京今年春节放鞭炮为例，以前怕放鞭炮危险、污染环境，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住。后来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举行听证会和民意调查，70％的人赞成放，但必须限放，结果气氛很好，人反而死得少了，眼球摘得也少了。
今年48岁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台湾、美国、德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民主模式和公民社会制度。他说，民主概念来自西方，就是“人民统治”，人民统治的方式非常多，选举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权力监督、公民参与等。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中国有中国的方式。他勾勒了中国民主的3条“路线图”：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俞可平表示，村民民主是中国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图，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候选人实行海选，相当多的省份开始在乡镇一级进行民主选举。他承认基层民主也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独大等问题，但他表示，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中国村民对农村民主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往后退，只会往前走。”俞可平称。
研讨会外，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我问他写《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什么背景，俞可平笑而不答。问那篇文章会否给他带来风险？俞可平摇头。他表示，文章发表后海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正可说明他的论述是客观的；而现实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开放给他们探讨民主拓展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有媒体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与俞可平交谈过，指出他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俞可平笑称，那只是个别记者的编造。他说，李君如没有跟他谈过这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民主的局限性。
（2007年4月13日）

高耀洁在美国怒斥发艾滋财

来到华盛顿，谈起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中国民间防艾人士高耀洁直言不讳：“上面很重视，但底下不一样。”她对一些地方官欺上瞒下忧心忡忡，对不少骗子大发艾滋财愤怒不已。
2007年3月14日上午，乔治城大学，“生命之音”获奖者记者会，80岁的高耀洁在别人的搀扶下一进入会场，马上陷入摄像机和闪光灯的包围圈中。也许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有点颤颤巍巍的高耀洁落座以后，面无表情，双手托着下巴，透过她那棕色边的大眼镜，静静地看着记者们在她身边转来转去。
媒体把多数问题都抛给这位中国著名的民间防艾代表人物，以致主持人屡屡提醒记者不要冷落了其他获奖者。但她实在太引人注目了，记者们都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位80岁的老太太，能够面对巨大的压力，执着地走着艰难的防艾路。
本是妇产科医生的高耀洁，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着防艾工作。她说：“这是每个人应当做的工作。大家承认我，给我这么多荣誉，我觉得很惭愧。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并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话匣子一打开，高耀洁滔滔不绝，抛开翻译，刹都刹不住。
高耀洁坚持认为，中国艾滋病主要由卖血到输血传播，而这个问题不只是河南一个地方的问题。她说：“我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如果继续传播下去，孤儿继续增多，一个人救得了吗？”高耀洁说，有些艾滋病人快不行了，跑来找我，说求求您收下这个孩子吧。“我都80岁了，怎么照顾好7、8岁的小孩呀，我只好让他们去找杜聪。报纸说我是杜聪的后援大队长。”高耀洁苦笑中带着一丝感伤。
说起有人打着抗艾旗号，大发艾滋财，高耀洁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有许多人冒充政府或者防艾组织，其实是发艾滋之财，昨天网上还有一个”；“现在是上面，胡锦涛、温家宝、吴仪，还有卫生部长，他们很重视，观念与我一样，但下面不一样。你看，把温家宝都骗了。”说着，高耀洁气哼哼地举起随身带的一份国内文摘报，头版大字标题是“总理的压岁钱都敢骗”，揭露河南艾滋大县上蔡前县委书记杨松泉贪污受贿的事情。
此次来美国之前，中国卫生部主管防艾的副部长王陇德受吴仪副总理之托，看望高耀洁，并长谈一个半小时。高耀洁显然对王陇德印象颇佳，她说：“王部长承认，艾滋病在中国主要是血传播”；“王部长承认，宣传力度不够”；“王部长承认，救助不普遍”。对于中国抗艾前景，高耀洁说，如果王陇德的思路真能贯彻下去，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底下态度与上面不一样，有的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只说好的。能不能改变？“我很难说”。

记者会后，高耀洁又被记者团团围住。她非常健谈，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碰到的艾滋病人的例子，最小的一个艾滋病人因为摔伤输血而染病，死时才19个月。这让她非常揪心，她说，这些故事我的博客上都有。说着向记者们散发起名片。
高耀洁告诉我，这次来美国，与美国的抗艾组织和艾滋病人多有交流，给她最深的感受是，社会歧视少。她说，一位因被人强奸而染上艾滋病的女士还与她拥抱，送花给她表示友好，表现得很正常。而在中国，多数艾滋病人不敢暴露身份，他们认为这是不光彩的病，是丢人的病。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救助的普遍性。
高耀洁透露，她要用这次的奖金，把最后的事情给办了，那就是出版两本有关防治艾滋病的书，继续普及防艾知识。
令高耀洁高兴的是，几年前因为不同意她如此投入地防艾而与她关系闹得很僵的小女儿，此次特意从加拿大赶来看望母亲。高耀洁说，女儿自从父亲去年过世后，对母亲的态度转变不小。当天晚上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生命之音”颁奖典礼现场，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被我问起这事，眼噙泪水地告诉我：“母亲已经80岁了，很不容易，我努力去理解她。”
那天天气很好，春光明媚。出了记者会现场的大门，有位女记者拼命想引导高耀洁说点“美国自由”之类的话，可是老太太说：“这次来美国，我哪儿都没去玩，天天在宾馆睡觉。”说着，高耀洁嘿嘿笑了，满是沧桑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

当天晚上，在“生命之音”的颁奖典礼上，周围轰轰烈烈，掌声如雷，获奖者个个激动万分，高耀洁却好像充耳不闻，平静得有点木讷，与3年前中国央视“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的情形如出一辙。但只要说起艾滋病，说起艾滋病人，老太太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谁也拦不住。
（2007年3月15日）

中国女人嫁给白人老外的少了吗？

经常听见国内的男士感叹，老外的眼光不怎么样，怎么他们找的尽是那些丑女人。在美国这么些年，仔细观察身边嫁为白人妇的中国女人，确实觉得总的水平不咋地。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让我不由地佩服这些“丑女人”，不管怎么着，她们也算是打入了主流社会。这份报告说，移民的大量涌入冲击美国社会的跨族裔婚姻，亚裔、西裔等少数族裔同族结婚的比例持续增加，而少数族裔与白人结婚的比例出现下降。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华裔教授钱震超与康奈尔大学教授利希特2月中旬公布的美国族裔与通婚研究报告发现了这个趋势。
钱震超说，跨族裔婚姻减少的现象与以往的趋势非常不同，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人口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美国本土出生的亚裔和西裔，与外国出生的同族裔移民结婚。
这项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年到2000年的数据，选择年龄在20岁到34岁之间的人士进行分析的。钱教授说，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跨族裔婚姻持续增加，多数是少数族裔与白人通婚，很少有不同少数族裔之间通婚。从90年代开始，跨族裔婚姻开始减少，特别是亚裔与白人，西裔与白人的通婚现象明显减少。
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本土出生的亚裔男子跨族裔婚姻的比例从50.2％减少到45.8％，本土出生的西裔男子跨族裔婚姻的比例从35.3％减少到31.9％
有人认为，不同族裔的男女未婚同居现象增加是造成跨族裔婚姻减少的原因。钱震超不同意这种看法，研究发现，未婚同居与通婚应该是成正比关系。以黑人男子为例，90年代跨族裔同居比例从14.7％增加到21.9％，同期跨族裔婚姻比例也从8.3％增加到14.9％。
钱震超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以及是否会造成新的族裔区分，但亚洲和拉美移民的不断涌入可能继续减缓跨族裔婚姻的势头，尤其是如果新移民无法与白人和本土出生的少数族裔融合，跨族裔通婚就会进一步减少。
研究还发现，亚裔和西裔人士的教育程度与跨族裔通婚成正比关系，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西裔女子嫁给白人男子的可能性是没有进过大学的西裔女子的3倍。钱震超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亚裔和西裔人士更能跨越种族界限，接受跨族裔婚姻。
(2007年3月12日)

南京大屠杀历史震撼美国人

1月27日下午，美国犹他州公园市，天阴沉沉的，想下雪，《洛基山新闻报》记者德纳斯坦刚看完纪录片《南京》走出影院，他的心沉重得如这午后灰暗的天空。
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看见身边一个也是刚从影院走出来的东方面孔，就问他：“你觉得这电影怎么样？”
那个青年沉默了一会儿，略带苦笑地答：“我是日本人”。这位38岁的日本青年反问：“你觉得怎样？”
德纳斯坦说：“非常有力。”
“但是，我想，为什么现在，为什么60年后我们还看这种电影？”日本人有些迟疑。
“我想是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那段悲惨的历史。你觉得这个理由充分吗？”德纳斯坦半答半问。
日本小伙子依然有些困惑，他说，他们这代人大多听说过南京事件，但对详情并不很了解，而且这件事情在日本一直有争议。他说：“我们得跟中国相处。”
德纳斯坦很有感触，感触这位日本小伙子看《南京》的勇气，感触这部影片的震撼力。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南京》的黑暗永远意味深长”。
这是发生在美国著名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期间的小故事。在为期8天的影展中，讲述1937年十几位欧美商人和教会人士在南京建立避难区，保护了近25万当地市民免受日军暴行历史的纪录片《南京》引起轰动。许多美国人第一次通过此片，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并被影片中那些悲惨的场面所震撼。
日本军国主义二战期间在亚洲国家的暴行，美国人多数不甚了了。一批执着的华裔人士成立“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试图向主流社会介绍那段历史，游说在马里兰州公立学校增加这段历史的教育，并筹备在华盛顿市中心建立“浩劫纪念馆”。《南京》和此前另一部美国人拍摄的《南京梦魇》风靡美国，让痛恨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华裔人士有种久旱逢甘霖的快感。
传媒巨头美国在线（AOL）副总裁特德·雷恩希斯出资200万美元拍摄了《南京》。据《华盛顿邮报》透露，今年51岁的雷恩希斯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决定拍摄此片的。两年前的一天，雷恩希斯坐着他的游艇在加勒比海上游弋，无意间他在一份旧报纸上注意到一个名叫张纯如的华裔女子的讣告。随后他阅读了张纯如的畅销书《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雷恩希斯大为震惊，也被张纯如执着地还历史真相的精神所感动，遂决定出资拍摄《南京》。
《南京》主要改编自张纯如作品中的第五章《南京安全区》，讲述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等人拯救南京市民的人道主义故事。该片以这些人的日记、书信为旁白，穿插了当年幸存者的采访和参与大屠杀的日军老兵的回忆。
雷恩希斯特邀曾获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奖的比尔·古登塔格执导，派遣主创人员辗转中、日、美、德等地，寻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参战的日军老兵，搜索相关档案和珍贵影像资料，其中包括美国传教士马骥当年用35毫米胶片拍摄的珍贵记录。
《南京》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雷恩希斯表示，希望该片能够在日本上映，“影片并非反对日本人，而是反对战争。我希望它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并产生积极作用。”
此片推出后，日本右翼势力大为紧张，要拍摄日本版的《南京真相》与之抗衡。许多旅美华人闻讯表示愤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副会长丁元指出，日本右翼分子的做法“很笨，不打自招”，他们所写的历史，“都是给自己看的”，根本没有公信力。丁元说，日本右翼分子一口否定南京大屠杀，用自己的一套方法解释，如同钻进死胡同。以《南京》来说，日本右翼分子还没看就开始批评。对此雷恩希斯泰然处之，他认为日本人的批评“毫无根据”，但又指出，能有更多人关注或更多影片讨论这个广泛而重要的主题是好事，引发的讨论越多，对全人类越有益。
据悉，中国中央电视台获得了《南京》在中国大陆的发行权，中国大陆之外的全球发行权则被荷兰福提西摩公司所购买。该公司购片代表巴伦德瑞克说：“《南京》是极具震撼力的影片，既有丰富创意又动人心弦，很难不被感动。我们期待着与全球观众共享。” 除了在影院内播放，《南京》还将通过DVD、电视播放、网络下载等多种形式推出，影片盈利将悉数捐赠给慈善机构。《南京》还有望亮相今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
在《南京》震撼美国人的同时，美国国会山最新传出消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法利奥马维加证实，一些国会众议员准备在新一届国会上提交有关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问题的议案。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迈克·本田可能会参与提交这一议案，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兰托斯已表示不反对这一议案。分析人士说，该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较大。
联合国1月26日通过的谴责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决议案，也被此间华人认为对日本具有劝诫作用。
（2007年2月4日）

日本文化在美国潜移默化

每年3月底4月初，美国首都华盛顿都要举办“樱花节”，这是华盛顿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季节，全世界上百万游客涌来，就为了一睹那些在和煦春风中怒放的樱花。徜徉在花海里，沐浴着缤纷落英，望着波托马克“潮汐湖”畔飘动的粉云，衬着湛蓝的天，清澈的水，碧绿的草，其情其境，美不胜收。
花盛日的中午时分，杰弗逊纪念堂的广场上，会有一些具有异国风情的表演；在宪法大道上举行的游行将“樱花节”带向高潮，各式花车缓缓驶过，行进乐队吹奏着日本乐曲，穿着和服的樱花小姐带着迷人的微笑向你招手。此情此景，人们的脑海里肯定会有两个字挥之不去：日本。
华盛顿的“樱花节”可以说是日本文化影响美国的典型代表和成功范例。它源于1912年，为纪念美日建交60周年，东京市长尾崎幸雄赠送3000株樱花树苗给华盛顿。由于华盛顿水土与日本近似，樱花树苗迅速茁壮成长。当年的樱花树目前只剩下三株，日本政府1965年再赠送美国3800株。日本的园艺师1981年来美，专门为这些樱花树进行培育修剪。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与美国的来往很多，20世纪上半叶，日本人出现迁居美国的热潮，但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人陆续回流。目前旅美日本人的数量在亚洲国家中仅名列第五，不到40万人，主要聚居于美国西海岸和太平洋中的夏威夷、关岛等地。日本游客至今青睐这些地方，特别是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满大街的日本人，到处都是日文招牌，会让你仿若置身日本。
由于美日交往已近160年，日本文化在美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日本文化的影子也是无处不在。
美国普通民众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可以说是先从对日本文化开始的。在美国学校教授中文的廖女士告诉记者，以前美国人学习东方语言，主要就是学日语，中文热是近年才升温的，而且有赶超日语之势。从2006年开始，美国大学委员会开设面向美国公立高中和大学的AP中文和日文项目，今年进行首次全国考试。因为日本人的英语水平总体不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日本年轻人的时髦，所以在美国的英文培训学校里，能见到许多日本小姑娘的身影。她们通常利用美日之间的免签证待遇，来美国进行短期培训。而日本国内对英文教师的巨大需求，也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到日本教英语。
荧屏上以日本为背景的节目经常可见，去年红火一时的好莱坞影片《艺伎回忆录》彰显了美国人对日本神秘文化的浓厚兴趣，只可惜让中国影星抢了风头。但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日本动漫节目，在美国倒不是十分流行，因为美国本身就是动漫大国。
在旧金山、西雅图、波特兰等城市，日本园林是当地主要公园不可或缺的景点，当地的博物馆将日本文化展品作为特色来展示。在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日本馆展品之丰富，胜于中国馆。一些美国城市的儿童博物馆，日本人给予赞助，设立专门的日本展室，让小朋友穿上和服做日本游戏，了解日本文化，花钱不多，但收效明显。甚至连风靡全美的国家动物园的中国大熊猫，日本人也不放过－－富士公司是熊猫馆的长年赞助商。
以寿司为代表的日本餐馆，是美国人寻求亚洲饮食文化神秘感的好去处。如果说拿着刀叉吃酸甜的咕老肉，只能说明美国人曲解了博大精深的中餐的话，日本餐馆精巧的装饰，精美的食品，更多保留了日本饮食的原汁原味，美国人似乎也真的习惯于拿着筷子，就着小碟子，蘸着芥末酱吃寿司。
至于满大街跑的日本车，商店里的日本电器，更是融化到美国人的生活中。以丰田、本田、尼桑、马自达为代表的日本车，在美国是质量高、耗油省的代名词，连续多年名列美国消费者评比的性能价格比和安全系数排行榜前茅。尽管不少美国人热爱国货，只买通用、福特，但日本车深得年轻人、中产阶级和外来移民的青睐，势不可挡，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车,大约占据着美国小轿车市场的四分之一。
由于美日经济发达，意识形态相似，日本又是美国羽翼保护下的盟友，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总体印象不错。80年代，面对日本产品大举进军美国市场和日本企业收购美国资本的热潮，日本经济威胁论在美国大有市场，犹如美国人今天对中国的指责。90年代中期，美国人对日本的观感处于相对低潮，后逐渐回暖。根据美国民调机构哈里斯互动去年8月进行的调查，80％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盟友或者朋友，只有7％的人认为是敌人，美国人对日本的观感达到了20年来最好的时期。与此相应，美国皮尤全球意见中心去年9月进行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日本人对美国怀有好感。
当然，“珍珠港事件”至今在一些美国人尤其是老年人心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记者认识一位美国老太太，她的哥哥在“珍珠港事件”中殉职，因此她至今讨厌日本人，坚决不买任何日货。
对于日本人不愿对其军国主义历史进行反思，多数美国人可以说没什么感觉。但一些国会议员认识到，日本不愿反思当年的法西斯侵略行径，确实成为东亚国家改善关系的障碍。上届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和本届国会主席兰托斯就敦促日本应当给慰安妇道歉赔偿。

别了，拉姆斯菲尔德

拉姆斯菲尔德，一个曾经风光威仪的国防部长，今天告别他纵横捭阖了6年的五角大楼。今年74岁的他，这回也许真的是告老还乡了，却并非衣锦荣归。
12月15日，拉氏担任国防部长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五角大楼为他举行送别仪式。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将军一齐出席，19响礼炮，军乐队表演，仪仗队行进，礼仪之重，规格之高，在美国内阁成员辞职史上堪称罕见。
拉姆斯菲尔德也许受之无愧，因为这里的一切曾经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从43岁时迈进五角大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防长，到2001年，作为高举新保守主义大旗的“鹰派”代表“二进宫”，拉氏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在两个世纪、为两位总统服务的防长，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布什在致词时毫不吝啬地赞美着这位过去6年的“左臂右膀”，切尼更是称这位与他有37年交情的老密友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防部长”。
好坏自有历史定论，但拉姆斯菲尔德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防长。有人赞他胸怀韬略，有人骂他老奸巨猾，都是一个意思：拉氏是个有谋略、有思想的人。在他手上，五角大楼势力迅速膨胀，俨然美国对外政策的总指挥部；在他手上，美军调整全球部署，向精锐化、高科技、机动性转型；在他手上，美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拔掉了两个“眼中钉”－－塔利班和萨达姆。一时间，拉姆斯菲尔德声望如日中天，多少人只能望其项背。
拉姆斯菲尔德也许没料到会有今天。他曾夸下海口“6个月内结束伊战”，时至今日，伊战延宕三载半，美军死亡近三千，伊拉克民主仍在没完没了的暴力中岌岌可危；美军官兵仍在进退两难的泥淖中翘首盼归。反战者矛头直指拉氏，当厌战者占到美国民众的7成，美国人终于用选票宣告布什政府的伊战政策失败时，一直坚决力挺拉氏的布什也只有目送拉氏下台的份儿了。
能力过人通常与刚愎自用相联系，过去几年间，拉姆斯菲尔德相继传出与鲍威尔不和，与赖斯不睦。至于退役将军、国会议员，要他下台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如果不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败北，拉氏是不会自动退位的。即便在被迫下台之时，他也不忘再到伊拉克走一趟，他也依然感叹伊拉克战争不被普通人所理解，颇有几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意思。今天，他在告别五角大楼时，只字不提“伊拉克”，但也不忘留下最后的“逆耳忠言”：“体面地从痛苦而难看的战斗中撤离，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感觉舒服些，但是敌人可不这么想。”他还批评一些盟友没有与美国分担责任。
说到最后，拉氏竟无语凝咽。
拉姆斯菲尔德笑着挥手作别拥戴者。他走了，象征着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将迎来新的开始；他走了，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走向式微。
冬日惨淡的夕阳下，拉姆斯菲尔德和他老伴的背影渐渐远去。
别了，拉姆斯菲尔德。
（2006年12月16日）

拉斯维加斯成中国人的新天堂

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五光十色的街头，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面孔摩肩接踵，赌场里经常能听见三三两两的赌客用中文低声商量着。这种景象丝毫不足为奇，因为拉斯维加斯正在成为亚洲客的天堂，而市政当局也把亚洲人视作延续赌城繁荣的“摇钱树”。
在拉斯维加斯，你能看到亚洲风格的娱乐节目，赌场里居然有武术和京剧表演，能参与高赌注的亚洲式扑克比赛，宾馆客房服务提供亚洲人喜欢的稀饭和点心，中国春节时这里也洋溢着浓烈的节日气氛。《洛杉矶时报》29日报道说，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拉斯维加斯正在迎合亚洲客的口味。
旅游业界估计，未来5到10年内，估计每年有上亿中国人到境外旅游，这是一个令所有国家垂涎欲滴的数字。在美国还没有开放中国人来美旅游之际，拉斯维加斯已经捷足先登。他们在北京开设了旅游办事处，派驻4人，希望先从商务考察做起。当地旅游局官员墨菲说，他们正在吸引那些希望学习旅游业和会议筹划经验的中国官员。
大韩航空公司已经开通首尔到拉斯维加斯的直达航班，每周三班，旅客中有很多转机而来的中国人。去年拉斯维加斯旅游局在亚洲航班上投放了10万美元的广告。
专家说，拉斯维加斯所以加大招徕亚洲客的力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正面临澳门的有力竞争。凭借着回归中国后与中国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澳门赌场蒸蒸日上。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预测，澳门赌场产值很快将超过拉斯维加斯的53亿美元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赌博中心。预计到2008年，澳门赌博业产值将比现在翻一番，达到100亿美元。
拉斯维加斯把澳门当作吸引中国游客的“试验田”，明年米高梅（MGM）公司将把赌场开到澳门。该公司发言人费尔德曼说，如果中国游客喜欢澳门，他们就会向往拉斯维加斯。
实际上，拉斯维加斯早就是中国人来美考察的热点，不管是商人还是游客，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只要有机会来美国，多会争取上拉斯维加斯转转，赌场里大量的中国人流连忘返，由此还引发了中国国内对贪官到境外赌博挥霍公款和洗钱的担忧。中国人蜂拥而来，让加州和内华达的华人旅游生意红火。在当地从事旅游巴士业务的黄先生说，每天他都要带着一百多位亚洲客到科罗拉多大峡谷游玩。
（2006年10月31日）

加州和纽约有什么好的？

问美国人：如果你能挑选自己的居住地，你最想在哪里生活？调查发现，最受欢迎的州是四季如春的加州，最受欢迎的城市是“大苹果”纽约。
知名调查机构哈里斯互动8月中旬刚刚对3685名美国成年人的民调显示，2006年最受欢迎的居住地排名前十的州依次为是：加州、夏威夷、佛州、北卡、德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纽约、亚利桑那、俄勒冈；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纽约、旧金山、圣地亚哥、西雅图、拉斯维加斯、檀香山、丹佛、亚特兰大、芝加哥、波士顿。
这些受欢迎的地方多气候温暖，文化多元，也是移民的聚居地，过去几年房价高涨，物价上扬，但生活方便，机会较多，因此仍不失为美国人的最爱。
以我自己的观点，排名第一的加州，虽然四季如春，但环境绝对不如美东的一些州，加州的许多地方曾经是戈壁滩，但加州地势地貌丰富，可玩的地方很多。加州经济发达，一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相当于全中国，堪称美国第一大州。而纽约连续7年名列榜首，也是拜经济之赐，尽管纽约给人的感觉是乱，但机会多，许多美国中部的农业州“老土”，一辈子也没出过几次远门，他们的后代出门闯天下，首要目的地就是纽约，就像中国许多民工向往北京、上海一样。
该调查已连续进行9年，加州连续4年成为美国人最爱居住的州，纽约市连续7年成为人们最爱的城市。德州、夏威夷和拉斯维加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青睐，而佛州和芝加哥则不像前几年那么热门。洛杉矶多年在十名之外徘徊，今年排名第十一；治安差的首都华盛顿更是连前十五名都没进入。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华盛顿市区的15所中学，有12所学生毕业率不过关，SAT考试排名全美倒数第二。市区的公立中学，尤其是东部的中学，黑压压一片黑人学生，白人学生全都进了私立中学。你说没有种族歧视？心知肚明，只不过口头上不说罢了。
话说回来，华盛顿市区确实不怎么样，尤其是东边和南边，道路坑坑洼洼，房子破破烂烂，哪有咱北京好呀。人家愣听凭世界第一大国的首都这样，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议的是，华盛顿前一阵子居然因为人命案连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006年9月25日）

中国贪官逃美穷途末路

对于已经外逃或准备外逃的中国贪官来说，8月10日美国传出的一个消息绝对让他们如坐针毡、心惊胆跳。这天下午，美国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高官联合在华盛顿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美国开展国际合作反对高级贪官的国家战略。这是一个以总统名义发布的国家战略，正在外地的美国总统布什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显示美方的郑重其事。
下午两点，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厅，讲台左右两侧摆出两幅照片，都是黑人小孩瞪着乌亮大眼睛，直勾勾看世界的形象，乍一看还以为美国要发布减灾扶贫的新闻。也许是因为通知太晚的原因，记者来的不多。念着通知上Kleptocracy这个普通字典上查不到的拗口词汇，我一直琢磨这个急匆匆通知记者来采访的发布会到底要说些什么？直到美方官员再三解释这个词就是“高级腐败”的意思，我恍然大悟：对于国际反腐败合作，美国正式作出了承诺。
对于中国贪官而言，这意味着以为美国是外逃“天堂”的想法开始面临穷途末路，今后潜逃美国更有可能被查获并遣返。
其实早在2004年1月12日，布什就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不许外国贪官入境，消息震动一时。当时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有了一个这样的行政命令之后,对那些潜在的贪官，在心理上会是一个很大的遏制。他们会觉得，哎，不行了，美国这个地方看来不能去了，以后只能想办法到其他的国家。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影响是，美国这样做，其他西方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是不是也可能采取类似的措施？如果是的话，对中国的这些贪官心理上的威慑是很大的。”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夏娜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国家战略的宣布，把美国反高级贪官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夏娜说，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每年全世界用于贿赂的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而联合国估计，贫穷的非洲有4亿美元被贪污流到国外。这位美国女高官还点了印尼前总统苏哈托、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名字。
这个跨部门的战略宣示，美国要同高层次、大范围的官员腐败斗争。根据布什日前在西方八国峰会（G8）上的承诺，美国将通过推进法律框架和全球金融系统来遏制贪官，不给贪官以逃避逍遥的“避风港”。该战略重申，美国总体上拒绝涉及腐败的贪官入境；要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贪官非法利益；努力确保廉正和透明战胜腐败和无法无天。美方表示，要通过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组织加强这种合作。
为此美国将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精确开展查证、追踪、冻结、收缴贪官非法所得的工作，还将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以金融和经济制裁手段惩罚贪官及其同伙；对外国贪官的腐败和洗钱行为进行更加严厉的调查和执法；与国际伙伴合作，查证贪官身份，拒绝其进入和躲避；加强双边合作，查处遏制贿赂行为；加快遣返，建立查获和处置贪官资产的机制；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国际社会增强侦查、起诉、遏制贪官行为的能力。
正在外地考察的布什当天在抵达威斯康辛后发表声明称，高官腐败是最有害的公共腐败，威胁美国国家利益，违背美国的价值观，损害美国推广自由民主、减贫及打击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努力。
美国将反国际贪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强调，对那些以美国为“避风港”的贪官无异于晴天霹雳。中国外逃贪官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统计数字，但《半月谈》杂志2003年说，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而公安部说，截至2004年底，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众说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年来许多中国贪官东窗事发后，往往以美国为“避风港”，在纽约、新泽西、洛杉矶等地，就有不少外逃中国贪官深居简出。前有原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杨秀珠在纽约曼哈顿购置房产的记录，近有原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潜逃美国的传闻，都证明了一点：美国的行动不力，客观上使美国变成了国际贪官的“天堂”。
何亮亮说，许多中国贪官之所以喜欢移居美国，是因为美国国土辽阔，华人众多。那些贪官来到美国虽然不愿意跟华人多打交道，但因为他们的英语能力有限，不能融入美国社会，所以还是喜欢住在华人聚居的大城市附近。
纽约的长岛、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旧金山的湾区、新泽西的爱迪生市，这些美国富豪的聚居区，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中国贪官。
这些地区的房价奇贵，一般豪宅都在200万美元左右，普通美国人不敢问津，可这些美国人经常惊奇地发现，一觉醒来，隔壁的豪宅搬来了一家中国人，听说还是用现金买的。这些神秘的中国人，开着名车，衣着考究，出手阔绰，行踪诡秘，少与人搭腔，更不与邻居交往。
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私立名校，一些中国学生不靠奖学金轻松来上学，放了学开着宝马、奔驰跑车潇洒离去。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好莱坞明星经常光顾的名牌店，也有不少珠光宝气的东方女人出没。
他们怎么这么有钱？我们当然不能肯定这些人都与贪官有关，但人们不难联想起国内贪官的惯用伎俩：先安排子女出国留学，或把夫人先办出国，自己在国内坚守阵地，继续捞钱，直到事情败露，仓惶出逃，辗转抵美，全家团圆。
为了能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他们或者先转移资产，在美国办投资移民；或者抵达美国后，声称自己在国内受迫害，寻求政治庇护，申请绿卡；更有甚者，让自己的老婆与美国人假结婚，骗取绿卡。
一些贪官在事情还没败露前，就利用来美出差公干的机会，为自己铺设后路。杨秀珠纽约置办地产就是典型的例子。
据纽约一家华文报纸调查，杨秀珠在纽约有多处房产，已完全确认的是一处位在曼哈顿中城的五层楼房，靠近寸土寸金的帝国大厦和时报广场。杨秀珠当初购买这座楼房时，首期款支付了55万美元，而这座楼房市值估计为四、五百万美元。曼哈顿中城商业店面每平方米的月租金数十美元，仅靠坐收这一处房产的地租，杨秀珠就能在美国维持安逸的生活。
近年来，中美在反贪方面进行了一些合作。特别是2002年中美两国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来，中美两国在刑事执法合作方面进入了新时期，《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放签署以来，中国对美国是否遣返中国外逃贪官表示关切。2004年4月16日，美国向中国移交中行广东开平支行的贪官余振东，并返还没收的全部赃款，此举被认为是中美两国司法合作的新突破。2006年1月31日，美国助理司法部长费舍宣布，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许超凡和许国俊，两人的妻子邝婉芳、余英怡，以及邝婉芳的哥哥邝华宝，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指控犯有涉嫌盗用中国银行公款4.85亿美元，并通过拉斯韦加斯赌场洗钱、欺诈等15项罪行，美国内华达州联邦地方法院正在审理中。这是近年来美国一次起诉中国贪官人数最多的案例。
专家相信，美国此番出台反贪国际合作的国家战略，正逢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最近访美，中美“全球论坛”举行，中美加强合作打击贪污、洗钱等跨国犯罪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些无疑都为中国贪官逃美敲响了警钟，但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司法制度不同，两国之间又没有引渡条约，两国合作打击贪官有多大实效，还有待观察。归根结底，中国反腐败重点还应该立足国内，完善自身制度，约束官员权力，加大监督力度，加速金融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
（2006年8月19日）

中国人的可乐情结

昨天看电视，说可口可乐在印度出了点问题，可口可乐中国公司赶紧出面说中国的没问题。是呀，中国现在是可口可乐在美国之外最大的市场，能不紧张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可口可乐就代表美国，记得那张上海30年代街头可口可乐广告的老照片吗？那就代表当时美国在上海的存在与辉煌。
1949年以后，可口可乐一度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以致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可口可乐全是进口，专供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达官显贵，就如可口可乐在今天的北韩。那年中国灌装的可口可乐出口北韩，还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了一通，今天回想起来，就像是六方会谈，美国通过中国向北韩施压一样。
30年后，可口可乐又回来了，而且来势更加凶猛。记得80年代中我刚进厦门大学时，喝可口可乐真是一种高消费，一瓶顶我们两顿菜钱。厦门是美国最早恢复在中国国内灌装可口可乐的地方，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红白相间的可口可乐遮阳伞从那时起就深深印入我的记忆深处。其实，我并不喜欢那种药味，唯一的例外是，我上学第二年参加全校男排联赛，一路杀进决赛，比赛间歇，操起一瓶可口可乐，一下子灌进肚子，那叫爽！那种感觉至今让我回味无穷，于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可口可乐总是与运动联系在一起。
还有那个龙飞凤舞的“COCA-COLA”，不断强化着你的印象，而且中国人都将之简化成“可乐”，以致刚来美国时，一次参加活动，向侍应生要饮料，使劲跟人家说“COLA”，人家半天没明白，闹了个笑话。其实应该说“COKE”，事后还埋怨美国人半天，你叫COKE,就取前半拉COCA，到中国就叫“口渴”或“可口”得了，干嘛取后半拉子“COLA”呀。
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过许多可口可乐的“模仿品”，百事可乐直接与可口可乐唱对台戏就不说了，国内也有非常可乐呀。最早在我们上学时，临近厦门的漳州生产的少林可乐，也不错哦。可口可乐买不起，就用少林可乐解解馋。不知现在还有吗？估计没有了，连健力宝都倒了，娃哈哈也跟人合资了。国内不少民族资本家一直信誓旦旦要高举民族品牌的大旗，但最后在市场的力量面前都妥协了，娃哈哈如此，乐凯如此。
美国人说，喝可乐其实就是喝品牌，你说它有多少高科技？全世界的人就认它。我外甥在4岁之前爱吃麦当劳的薯条，但从来不碰可乐，我还高兴她总算能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不料，前一阵偶然的机会，喝了一口，居然爱上了。你说是品牌的力量？5岁的小孩懂什么品牌呀，可人家就不用引导地喜欢麦当劳，喜欢可口可乐，看看国内麦当劳餐厅生意好的，邪乎。
我曾经去过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城，这是一个博物馆，里面介绍可口可乐的发家史，还有生产的流程，最后在一排小水龙头前，你可以拿着小杯子接出各种可口可乐的产品免费喝。美国所有的知名品牌几乎都有这样融历史和玩乐于一体的博物馆、纪念馆，而且往往成为当地的旅游热点。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就差远了，树立品牌形象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但也是一个见微知著的过程。我想，多数中国企业当下考虑的只是赚钱，有几个想做百年不衰的老店呢。但，真正赚钱的何尝不是百年老店呢？
可口可乐、麦当劳们这些年在中国没少赚钱，在美国，一听可口可乐20美分，一个汉堡包也就是一个多美元。在中国，卖的几乎也是这个价，中国人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还趋之若鹜。难怪在美国是打工阶层或旅行者吃的麦当劳，在中国居然成了高消费。
可口可乐很会拉拢中国人，在美国的麦当劳餐厅，可口可乐的纸杯上居然印有中国字。每年夏天，可口可乐总是赞助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从全美各地到华盛顿，参加一个了解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研讨会。美国人知道，拉住了这些中国未来的精英，也就拉住了中国的未来。更不用提可口可乐在国内开展的一系列公益活动了。
当年在国内采访外经贸部，可口可乐简直就是外资的代名词，许多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投资额一直排名第一，终于有一天，被上海大众超过了，但此时可口可乐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我曾经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山村的杂货铺里，看到有卖可口可乐的。
不少中国青年学生当年到美国使馆门口高呼口号抗议示威，渴了喝可口可乐，饿了进麦当劳餐厅，过两天又到美国使馆排队签证。你心里或许不服，但可口可乐情结却已是根深蒂固。
（2006年8月14日）

爱国是来自人性深处的爱

昨晚无意在中央电视台海外电影频道中看到一部叫《兵哥》的电影，说的是一个在大漠戈壁中为连队种菜的普通士兵的内心独白，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且很显然是主旋律电影，试图说教点什么，但我却很专注地看下来，而且还感动的流泪了。不是被士兵献身国防的大道理感动，而是被荒漠中那种人性的光辉所感动。
一个人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坚守着几畦菜地，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就自言自语，跟骆驼说，跟鸽子说，甚至跟自己的影子拥抱。他孤独得要发疯，他难受得要撞树。他有着涉世未深的小青年的纯真，更有血气方刚的小兵哥的执着，还有情窦初开的小伙子的情份。
他做着将军梦，得到一点阳光就灿烂得不行，但在大漠深处种了三年菜之后，他带着两枚军功章，带着断了一个指头的手，退伍了。他还是那么平凡，走在人海里谁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看着这部电影，我想起了鲁滨逊。我宁愿把小兵哥的事迹归结为他人性中顽强、不屈、善良、本份的一面。而这大漠就好似如今这个物欲横流、人情如纸的世道，如果还能保持这种人性的本真，便足以令人感动。说多少爱国、爱军、爱岗的大道理都没有用，来自人性深处的爱才是最感人的。
由此又想起美国和中国的爱国主义。其实，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比中国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多数美国人能够接受，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总是被美国人夸张为民族主义的灌输，很多中国人也有逆反心理。我想其中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确实该考虑一下更深层次的原因。
爱国主义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大道理，如果每个人都能从尽量追求人性中真善美的那一面，压抑人性中假丑恶的那一面，他不用飞天，他不用破世界记录，他就是平凡小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对得起国家。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喉舌不是天天追在那些富豪的屁股后面，或者人为造出“超女”之流的明星，勾引着无数平凡小人的名利欲望，把社会道德水准引向堕落；如果在这个国家里那些无权无势、无名无钱的人都能得到尊重，平凡小人活的有尊严、有价值，让人性深处真善美的元素自然释放出来，不用说，每个人都会爱这个国家的。

戈尔扮演“环保使者”一箭双雕

前几天新看了一部电影《The Inconvenient Truth 》，是一部纪录片，最近正在美国热映。说的话题已是老生常谈：全球气候变暖。说它是个纪录片，实际就是科教片，历数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后果。但制作者请来了戈尔－－美国前副总统，那个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被小布什打败的老帅哥，做影片的现身解说者。
老帅哥功败垂成后曾经颓废懊丧，胡子拉碴，消声匿迹，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复出，大骂小布什当年胜之不武。不过民主党候选人克里这年输给布什，倒是输得心服口服，不是因为布什有多能干，而是民主党人实在拿不出政策让美国人民信服，如果由他们执政，会比共和党人更好。
两年不见，戈尔又回来了，这回是以“环保使者”的面目出现。影片特意选取了戈尔到中国作环保演讲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也有一些中国经济起飞带来环保问题的画面，但更多的是指责美国的环保政策不力，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绿色气体排放量远远高居榜首，但美国就是拒签《京都议定书》，还时不时地对其它国家包括中国的污染问题指手划脚。
戈尔把矛头对准布什政府，抨击兼嘲讽，让我隐约觉得看到另一部《华氏911》，难道戈尔雄心未泯？其实不然。像克林顿关注艾滋病一样，戈尔关注全球气候变暖，不过是像做一点青史留名的事情，但戈尔的投入似乎不如克林顿。
正在俄罗斯举行的G8会议把全球气候变暖列为议题之一，抓住这个议题容易引起公众共鸣。戈尔揪住这点不放，可以给布什政府的政绩表添上不及格的一条，可谓一箭双雕。
中期选举很快就要拉开帷幕，民主党人正虎视耽耽要卷土重来。戈尔尽管这辈子入主白宫是没戏了，但能为民主党助上一臂之力，也好出出积郁了6年的鸟气。
也许是我小人之心，也许人家就是想做点善事，但这部电影的政治意味实在很强，话题并不新颖，拍得画面也不怎么精彩，居然能在美国走红。恐怕其拥趸不是纯粹的环保分子，就是戈尔的粉丝。
（2006年7月18日）

天堂的高下

这次回国，借到杭州探望父母之机，游览了苏州。苏杭同是“人间天堂”，但说实话，感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天上的是杭州。杭州这些年确实是翻天巨变。以前人称“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而今天不光是杭州市容市貌变得光鲜亮丽，西湖边的大小公园全面免费开放。在全国旅游景点一片涨价声中，杭州反其道而行之，让人不由赞叹杭州人的远见和魄力。
在国内，像杭州这么干净整洁的城市委实不多，像杭州绿化美化这么彻底的城市凤毛麟角。在杭州呆了十天，到茶楼喝茶，到梅家坞吃农家菜，到省博物馆看展览，到西湖划船，日子过得惬意舒适。难怪杭州要打造“休闲之都”，人家确实有那个条件，有那种氛围，也有那份念想。
唯一的遗憾是，杭州的交通秩序还是混乱。开车人个个心急火燎，斜插猛拐如家常便饭，逆行超车比比皆是。一个周末，我们从杭州市区到下沙，40分钟的车程，一路上看到五起交通事故，都是蹭刮碰撞。特别要说说杭州的出租车司机，驾驶着全国最好的车辆，服务态度很是糟糕。一没北京司机的善侃，二没上海司机的斯文，只想赶命似的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好挣下一笔钱。出租车是城市的脸面，该管管杭州的出租车司机了。
尽管如此，杭州给人的总体感觉还是很好的，有点天堂的感觉。而苏州，就不行了。
八年前去过苏州，深为苏州园林陶醉，但苏州这个城市，几乎没什么变化－－我说的是老城区，脏乱差，与十年前的杭州没有两样。苏州的公共汽车既破又脏，苏州的街道狭窄拥挤，苏州的交通秩序混乱不堪，苏州的绿化差强人意。苏州园林依然迷人，可惜门票比八年前已翻了两番，估计我这辈子不会再去受第二刀狠宰了。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看《中国新闻周刊》一组文章，将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进行比较。苏州模式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创造GDP的辉煌。统计数字亮丽耀眼，地方官无限风光，纷纷升迁，而市民收入并未同步增长。因此被称为“富裕的城市，贫困的市民”。温州则通过民营企业的充分发展，藏富于民，市场机制得到发育，但政府的作用过于弱化也导致财政收入偏低，城市改造步履艰难。
我恍然大悟，苏州的父母官们都忙着招商去了，哪有工夫管理好城市呀。也许杭州把苏州和温州模式结合的比较好吧，虽然在杭州也经常能看到表面文章，但只要市民真正受益了，必要的表面文章还是得做，总比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百姓温饱冷暖好吧？
（2006年6月26日）

以科学的名义骗钱

从小对科学家无限景仰，长大了虽然目睹许多社会之怪现状，却总觉得科学家还是神圣的一族，而科学馆、天文馆之类的科学场所，给我的感觉在景仰之外还多了一层神秘。北京天文馆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曾经在距离北京天文馆不远的地方工作了十多年，竟然没有进过天文馆。想起多年前，报纸曾经引用天文馆的科学家的话，抱怨国人不好科学，致使天文馆门可罗雀。读完这篇报道，我曾经脸红，自觉也是这些愚昧无知国人之一员。
在美国工作了三年多之后，此次回国探亲，几天前正好路过天文馆，突发念想：何不给自己补补课。下得车来，顿觉北京天文馆比从前气派了许多，在旧馆之后新矗立起一座宏伟的新馆。来到售票处，发现门票价格不菲：老馆15元，新馆10元，4D影院20等等。心想这新馆八成是因为老馆太小，新添置了许多设备，定是很有看头，10元委实很值。
新馆从大门到电梯口，站立一干美女，穿着时髦制服，见到游客面无表情，大厅内美女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百无聊赖。号称三层展厅，空空荡荡，一楼的左侧是太阳系展厅，灯光昏暗，想制造星夜效果，可惜并无耀眼醒目之处。若干照片和展板，写些深奥晦涩的说词；触摸式设备，不是关闭，就是被圈起。唯一让小孩兴奋的就是那两台电子游戏机，属于宇宙飞船闯关类型的，放在这里，与少年宫里电子游戏房的把戏并无二致。
不到五分钟，从“太阳系”出来，再想看看地下一层和楼上二层的展览，大厅除了供一群也许也是慕名而来的小学生嬉戏打闹之外，连呆板的模型都没有，偌大的展厅空空如也。面无表情的美女把关两侧的小型影院。想看立体电影？对不起，另外买票。
在美国，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有科技馆，是孩子们周末的好去处。票价5美元到10美元不等，多是一票到底。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花样繁多的标本、模型，可以自己动手当一回掘沙挖土、发现宝贝的考古学家，可以在模拟太空舱里感受星际迷航，可以观看工作人员物理和化学原理表演。一圈下来至少两三个小时，孩子们在欢乐与好奇中学到不少科学道理。
反观我们的国家级科技馆，门票每人30元（四年前的价格，自从觉得受骗上当后再没去过），人山人海不说，许多设备坏了无人修理，形同虚设。再看看这个国家级的新天文馆，我敢保证，肯定是以发展天文事业、普及天文教育的名义从国家财政申请来的经费兴建而成。收收门票，维护正常运转，理所当然，若有节余，逢年过节，再靠人民交来的观看费，给我们的天文学家们改善改善生活，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每个人10元的入门费，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当我忿忿不平的走出大门，门外站着一位戴团徽，像是小主管似的年轻人。我说：“您这十块钱也忒贵了吧？”他尴尬的一笑：“我们还没弄完呢。”还没弄完，就敢开张，而且还收这么昂贵的门票，胆子也忒大了。想想也是，以科学的名义，还有什么不敢的呢？
(2006年6月25日)